【内容提要】反常化作为陌生化修辞的重要形态，对提高学生的审美兴趣和审美品味，对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创新水平，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作用。本文以《项脊轩志》为主例，阐释了反常化修辞的两种基本表现形态，即悖理反常和逆情反常，并指出反常化的一条重要原则：无论如何反常化，有一点不能违背，就是——生活的“真”，创作者感情的“真”，读者感情的“真”。
【关键词】反常化 悖理 逆情
反常化，作为一种陌生化修辞，就是使词句的运用不符合语法规范和逻辑思维规律，初读悖理逆情，细品方见理真情切，让人回味悠长。清人叶燮曾曰：“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有胆者有摇山撼岳，排江倒海的，也有踏雪无痕，履水无迹的。明末散文家归有光当属后一种。他的散文风韵疏淡，清而能瘦，感情真挚，悖理逆情的用语，更是风味醇厚，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下面斗胆以《项脊轩志》中的两个字——悖理的“娘”字和逆情的“死”字——来探幽烛微，饱尝其中“真”味。
一、悖理反常
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毕，余泣，妪亦泣。
“妪”怎么会称归有光的母亲为“娘”呢？《辞海》中除了“母亲”这个义项外，还有“称长一辈的或年长的已婚妇女”、“对妇女的泛称，多指少女”两种解释，显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奴仆对女主人的尊称。”《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三回中就有：“惠连道：‘我不得闲，与娘黄鞋哩。’”这种理解似乎合情合理。然而，前文中“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用了“而母”，为何在这儿改换称谓了呢？显然这种说法也不能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归有光文章风格是“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语言朴素而平实，细节生动，然而，在这平平淡淡的表层下，涌动着的是一颗备受煎熬孤寂难耐的心。十七岁的他提起笔，忆及家境败落，亲睹亲人离去，他怎能不黯然销魂涕流满面呢？尤其是在他八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而今，在归有光的脑海中，母亲的模样甚至是模糊的，太多的往事也都是模糊的了。写自己的母亲，却无从写起，这是怎样一种切肤的愧疚啊。文中写母亲是借“妪”之口叙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归有光多么希望能唤醒自己脑海中所有关于母亲的记忆，哪怕一丝一点也行啊。他多么希望母亲就在身边，能够抚摸他疼爱他呀。他多么希望母亲就在身边，他能再亲切地叫一声“娘”啊。此时提笔的归有光，他怎么能压抑得了那种强烈而迫切的感情呢？于是，当他行文写到姊“呱呱而泣”时，想到母亲“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时，他已经把“妪”推到一边，把什么章法事理都统统抛至云霄外，那种感情如决堤之口不可遏抑，如惊涛拍岸震天动地，终于，心底深深切切地叫了一声——“娘”！至情的呼唤，浓缩了他十年来一直压在心头所有的渴望，足以令风云为之变色了。随着一声抽泣，一滴眼泪打在稿纸上，恰落在不经意间写就的那个“娘”字上。
作为唐宋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归有光对文学的抒情作用非常重视，他曾说：“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沈次谷先生诗序》）又认为“圣人者，能尽天下之至情者也”，而“至情”就是“匹夫匹妇以为当然”（《泰伯至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毫不隐避，纵任感情倾渲，悖理又何妨？恰因其悖而愈见真情，恰因其悖而情至真。
一个“娘”字，真真切切地向我们道出了一个——“真”字。
悖理之例，再举一二，以飨读者。如郑愁予的诗歌《美丽的错误》，错误而谓之美丽，就常理而言，是矛盾的，但“达达的马蹄”敲响了女子希望重逢的心灵深处，因而美丽。不过，这马蹄声仅仅从前面路过，并不为她的企盼而停驻，因而是个错误。这一起一伏，前后情景的逆转，产生了高度的戏剧性，更形成了清劲跌宕之势，更增强了忧伤的审美意味。再如：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 “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的墓志铭” （北岛）； “你们的笑声里，／颤抖着恐惧；／油腻的笑纹里，／深刻着忧虑；／硬撑的骄傲里，／匍訇着卑屈” （杜运燮）。
二、逆情反常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还诸小妹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臣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妻“死”，是归有光整个情感世界的分水岭。之前，他是昂着头望着双鸟戏空，幸福得有些忘形了；之后，他的头是低垂着的，神不守舍，脚步是踉踉跄跄的。因喜而悲愈悲，缘悲而喜更悲。妻死了，一切的往事都死了，他的心也死了。然而，不思量自难忘，睹物思人哪，于是，他只有离开，长期在外。似乎，利用这种方式他逃脱了情感的折磨，可是，这是真的吗？出外的他正驻足凝望，遥想那棵妻死之年亲手栽种的枇杷树，定如妻般“亭亭”了吧。
但是，为什么归有光那么直接地毫不掩饰地说妻“死”了呢？“死”这个字,人们总是避讳它,因此就有“逝世”、“仙逝”、“老了”、“仙逝”、“下世”、“安息”、“回家”、“长眠”、“山崩”、“驾鹤”、“就木”等200多种叫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永远地睡着了”，就运用了讳饰手法。静默思之，觉得唯有这一“死”字尽见其切。爱妻离去，心俱碎，万事皆空，人无泪。用得着扭扭捏捏地避讳吗？若一避讳，不仅有雕饰之痕，也致其情不够纯正。而“死”字不然，没有距离感，没有矫饰，自自然然，真真切切。著一“死”字，闻吞吐呜咽之声，见摧肝断肠之态，不能不令人掩卷叹息，潸然泪下。
一个“死”字，实实在在地向我们道出了一个——“真”字。
唐宋派祖师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中就有些类似的例子。如写想到二人之子时说：“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按照旧时的忌讳，这样的话是不吉利的，但他就这么毫无顾忌地写了，可这么一写，我们亲密接触的是悲痛至极的韩愈，同时，我们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韩愈主张 “为文为人并重”，“惟陈言之务去”，提倡平淡质朴的文风。这一“真”谛，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如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说作者只要“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答茅鹿门知县书二》）。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归有光竟胆敢如此逆情了。
再如郑敏《金黄的稻束》一诗有这样的句子：“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作者偏偏把“皱”和“美丽”反常并列，却能深情讴歌母亲的劳动、深切抒发时光流逝的感叹。
上文以《项脊轩志》为主例对反常化进行了阐释，我们可以窥其一斑了：反常化修辞主要是悖理反常、逆情反常两种类型；反常化颇具欲擒故纵的神韵；无论如何反常化，有一点不能违背，就是：生活的“真”，创作者感情的“真”，读者感情的“真”。
愿我们乘着“真”的歌声的翅膀诗意地翱翔于文学的碧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