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是一个长着亚洲脸的洋鬼子，却又有一个深不可测的中国趣味：紫砂壶。

圣诞节前，我们计划了三周回国探亲的行程，而他点名要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宜兴。

十二月末已是寒风凛冽，那条宜兴的古南街应该会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更有人气。即便如此，家属火热的心已一头扎进茶壶，视紫砂如珍宝，几家店下来，自我感怀要是这里有暖气便要住在这条街上。家属遇到了朱泥的手工壶，最终带走两把壶四个杯两只茶宠，又感慨，以后只要回国就来一趟宜兴吧，我立刻打消了每年回国的念头，家里的茶壶已是逐年增多啊。

在家的日子，就是每天泡茶，聊天都在茶桌上展开，父母和家属两方的语言能力在短短三周内都突飞猛进。家母靠着蹦单词来表达含义，在某日宴请的饭桌上被问英语几级，想必是语出惊人，如此发问显然已是莫大的褒奖。家属的中文水平实在有限，就那有限的词汇里几乎都是“生普”,“熟普”, “养壶”,“挂水”等，或是“饱了”，“够了”等推脱之词。有时我不在场，茶桌或饭桌上就常有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

一日饭后我把女儿安顿午睡，家属说刚才妈妈可能没明白自己的意思，他说自己不想吃生黄瓜。转述后，家母恍然大悟，是“生”啊，还以为是“山”呢，结果一错再错，盲猜黄瓜是山上长的所以不能吃吗？后来的饭桌上常出现些草稿本，从上面的汉字，单词，和涂鸦，我大概就知道聊了什么，或学了什么。

以前就和家属说过，不学点中文来了会寸步难行的。但其实我发现，自己一个曾经的本地人，依然寸步难行。在手机支付无孔不入的土地上，语言好像不重要了，至少对于沟通没那么必要，因为很多情况下根本没有沟通。

去运河博物馆的那天，到了饭点，家父想吃阳春面，家属想吃肯德基，俩人同时同地思念各自家乡美食。辗转来到肯德基，我和家属很自然地来到柜台前，想点单却发现里外一片忙碌，柜台后的员工忙的无暇顾及周围，频频叫号，柜台上摆满了托盘。我仿佛雷劈一般顿悟，没有人工点单的，我拉着家属赶紧撤退，末了又是家母在某小程序上一顿操作才点单支付成功。那时都回家两周多了，对于什么事都用手机下单依旧难以适应。

这期间我有四五年没回国，以往微信支付等扫码的概念就已经很常见了，但手机点单绝对没这么普及。现在觉得越是高档的餐厅越是没菜单，也没人听你说，人在店里却还扒着手机，如同在家点外卖。

过于电子化的生活是好事吗？如果电脑的高效牺牲了人际的沟通，我们又成了什么呢？

家属没有、不需要、也不装微信，比我更不适合这样的社会，因为他是个比我更喜欢分享更喜欢沟通的人。我突然想起来一段早期的故事，结婚第一年时，家里收到电费单，几天后他说我们去银行交电费吧。我说这种小事手机银行直接交了吧，居然还专门跑一趟银行。他说有个理由出门一趟不是很好吗，我们一起走走路说话，看看店里有什么打折的，天气好可以坐在咖啡店露台，回来的路上再买些贝果。他完全没提缴费这件事，我却被这段描述听的入迷，楼下的街道似乎从未如此优雅。

很快走到他常去的银行，对一切人事物都很熟悉，就这样，简单的办事加一些友好的题外话。这“无聊的差事”他是真的乐在其中，缴费续费都是次要的，他却总能真诚地与陌生人聊天，这一点让我很佩服。每次观察他与人对话的样子，我总想他那比我年长却褪不去的少年感从何而来。

几年前买新房的时候，我们的贷款就是从这家银行办理的。在他理财经理的内推下认识了房贷经理并从而拿到了超低的房贷利率，只有百分之一点五不到，随后的一年开始了疫情、战争、等连锁反应下的通货膨胀，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已快上涨到百分之七，重负债下多少人被迫卖房。当时我们把超低利率锁了五年，而后每次看到利率上涨民声沸腾的时候，总感觉逃过一劫。很难说家属拿到超低利率的“幸运”和他长期去银行人工缴费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偶然还是必然的关联。很可能就是偶然，家属说他自己只是刻意维持了多年去银行缴费的习惯，他说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的话，就很少再有与他人（非家人朋友）沟通的机会与必要。关系是要刻意维护的，比思考与谁维护更重要的，是这份为了刻意而做的努力。如果是必然，就更说明这世上不存在浪费时间和无用功这些说法。

那功名利禄算什么呢，能做无用功才是自由的人生啊，但国内这样的环境又怎会允许一个人安心快乐地做无用功？结果是只做“大事”却忘记点滴的人生何尝不是无用的。

离境上海的那一天是圣诞节，在首尔的仁川机场转机时，看见几个兑外汇的窗口，想着终于摆脱了手机支付的捆绑。

在机场的餐饮区又看到了那些天都未见的现象：排队结账。等待时回想这一路扫码支付，却快的根本不记得自己买了些什么或花了多少钱。

也许记忆终究需要物质做媒介，到家后钱包里还剩下未用完的韩元，最后一天现金支付，我还记得四万韩元，俩人买了一个辣牛肉锅，一个鸡腿堡，一瓶玉米茶。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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