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校庆四十周年庆典上，一位在二炮做大校的师兄说起他的奋斗基因:一柄锄头顶在我的后腰眼上，如果我考不上大学，那我就得跟着哥哥去铲地.......
我当时心头一凛:原来，"逃离"也是一种人们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动力呢！
我最早的逃离，始于七岁时的小学入学。在我们父辈还多子多女的时代，排行老七的我还有一个小我5岁的弟弟，并且大哥的两个儿子当时一个与弟弟同年，另一个大侄子居然只比我小3岁。也就是说，当年7岁的一个玩性正浓的小女孩每天都得守护着三个敢上井沿看水敢下菜地薅葱的小男孩，所以一旦得闲的我逮住机会就像出笼的鸟儿跑出家就不倦不归，不饿不归。
但这总不是办法。那年九月初，当看到邻家小姐姐背着书包上学校时，我自作主张跟着她到了学校，报名入小学一年级。那时的入学考试极为简单，能数十个数就行。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的我回家理直气壮地让妈妈给缝个花布书包，每天早出晚归地开始了学习生涯。
这种逃离，真是酸爽!
02
因为父母都是寒门出身，在兢兢业业务农克勤克俭持家的父母眼里，读书学习是很庄重崇高的，所以每见我读书写作业，父母都低声敛气地走路做事，生怕打扰到我。家里八个兄弟姊妹，忙于生计的父母连在我们脸上注视几分钟的时候都很少，可就当做是解乏，父亲不时地会把大半张旧报纸拿回家，让家人在一起听我念社论读新闻。
这时，我感到自己比平时更多地享受到父母的关注，这着实让我惬意。更重要的是，只要是我在捧着书学习，父母就不吩咐我做杂七杂八的家务事，比如喂鸡喂鸭，烧火抱柴。
于是，有时是真有时装模作样，我从自己厌烦的琐碎家事里逃离，让学习做了我的盔甲。
这种逃离，莫明的幸福。
因为弥补了父母某些心理上的缺憾，皆大欢喜。
03
要考大学时，一般同学纠结于这个学校那个专业，可最终我的选择是，只要学校在外地，离家里远些就好。
太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我，不知道父母一片不舍之心，只埋着头向前奔，贪恋没见过的风景，忽视了一再望向孩子背影的一双泪眼。
这次逃离，远离了故乡，只因那里是鸡鸣狗叫的农村。拿到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终于我松了一口气:可算不用当农民了。
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当看到"工业户"同学不屑一顾地读书轻而易举地接父亲的班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心底里涌现出排山倒海的羡慕;当三姐喜滋滋地把刚踏进她家门的小妹我领到猪栏前，让我欣赏她的黑溜溜的大肥猪的时候，我心里涌起的同样是无边无际的恐慌:老天爷呀，我不喜欢喂猪，千万别让我过这种暗无天日与猪为伍的生活。
好在，我如愿以偿了!
04
我选择了所在省份里最美的一所城市的师范院校，成了一名大学生，而后又毫无悬念地成了一名高中政治教师。
很多初中毕业后失联的同学再见面后，都想当然地认为我是语文老师或者是英语老师，他们听说我是一个政治老师时，一致的不理解:"你语文作文好古文好英语好，怎么报的政治系?"
人们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对自己较熟悉的东西不以为意，却对望尘莫及的东西难以割舍。
我就是这样的家伙，高考时拉我后腿的恰是政治科，才考了67分（当时百分制）。
这不能怪我。初中的政治老师是个小个子中年人，上政治课时，以无比清晰的发音咬牙切齿地讲到:"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然后把这句话认认真真地板书在黑板上。初中的两年，我的脑海里反复回响的都是这个老师咯吱咯吱的板书声。
高中时，教我们政治课的老师是研究生毕业，来头不小，可他是个朝鲜族人，汉语表达常常词不达意急得满脸通红，生生地将一肚子政治知识憋屈着，令我们直想从他口中抠出堵塞在他嘴边的知识来，就像听有的歌手唱歌，你不由自主地帮着她往上抻脖子一样，痛苦得很。
人最讨厌什么就会来什么，现在我来到了最讨厌的学科面前当老师了。
所以，要当个让学生们觉得不烦的政治老师是我的构想。
05
起初，我的师傅听了我一节课，直接命令我:"下节课先别上，听我上课。"我乖乖地跟着他进教室，像学生一样起立，坐下听讲，写笔记。但是下一节课，我又离开他的套路了。
我发现，他的课，从头到尾把课本搬到了黑板上，内容没变，顺序没变，例子也没变。中规中矩的讲课跟我以前的初中老师一个样。
这样上课我很难受，觉得教材内容像裹了一件老旧军大衣的女高中生，就打破教材秩序讲自己有感触学生爱听的，还把书里所有的事例用«读者»«参考消息»里的事例来替换，再把故事内容加以解析，让学生们以所学的政治知识加以解读。
讲«经济生活»这本书时，我从头到尾只给学生讲了一个故事:
宋代有个赶考的书生到旅店投宿，拿出十两银子，挑了该旅店最好一间房间。店主立刻用这十两银子到隔壁的米店付了欠单，米店老板又用十两银子去屠夫那里还了肉钱，屠夫有了钱马上去付清了赊欠的十两银子的饲料款，饲料商赶紧到旅店还了他欠了好久的十两银子的房钱。
最后，十两银子又回到了店主手里。这时书生来找店主，说有同乡让他到家里住，房间得退掉，书生要回银子就走了。
因为这个故事，我每节课开头就会问:"我们那十两银子现在在谁手里呢？"
我还用一个"國"字讲了«政治生活»整本书;用画漫画的方式与学生们一起学哲学。
我的离经叛道让传统派老师不以为然，但学生们喜欢领导喜欢教研员喜欢，让只有6个月教龄的我上市级公开课，让一年教龄的我教毕业班的政治课，工作四年后我获得了省教学能手的美誉，在学科权威刊物发表了若干篇教学论文。
人们在一种模式下生活，一开始是不适应这种模式，反抗这种模式就显得自然而然。而从这种模式里逃离或是打开一个缝隙，需要勇气。
从小到大，我似乎都在逃离。现在，我希望自己永远不丢失逃离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