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兰芳告一段落，与姚佩君结束干系，人生的路还得继续走。我照例会在周末抽空去凤珍家，1975年初的一天，凤珍问我：“阿拉（我们）医院曲院长的女儿了勒（在）寻（找）朋友，侬（你）有兴趣伐（吗）？”
“是啥情况啦？屋里厢（家里）尤其是妈妈总在催着结婚。”我无奈地答道。
“曲院长人不错，是带领辽宁医疗队来渡口支援建设的，医术高超，她夫人是医院的药剂师，家里共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要介绍给你的是他家的三女儿，叫曲芳（妻子），比你小五岁，人挺直爽，身材不错，在攀钢医院工作。有兴趣的话就见见。”凤珍简要地介绍。
“那就见见吧”，我回答。
此后的一个周末，凤珍安排我和曲芳见面，在凤珍作了介绍后，我俩简短地聊了半个小时，彼此印象尚可，从此我便周末去曲芳家碰头。
曲芳家是个知识分子大家庭，共五个孩子。岳父是高材生，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精通五国语言，为人正直，酷爱运动，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曲院长；岳母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大家闺秀，我与曲芳的结合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岳母，她体贴能干、悉心呵护，让我这个身心俱疲、远离父母的外地人深深切切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每次去她家，岳母总会准备一桌子可口的饭菜，让五个从宿舍回家的孩子和我这个外人尽情享用，临走还不忘给我们装上满满一饭盒，真可谓吃不了兜着走，而我在她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岳母聊天，帮她做事。
我和曲芳于1975年春天相识，1976年回沪结婚，1977年迎来我们的女儿——文洁。直到那时，我的生活才算真正地安定下来，生活的意义从“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变成了家庭的安稳和女儿的成长，人生的轨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曲芳家的学习氛围浓，几个女婿都是大学生（除了我）。平时饭后，女婿们都回屋看书，我则陪着岳母聊天、做事。起初倒也自然，可日子一长，便总觉得自己缺了点啥，思前想后，发现日语中竟然有汉字，想必不会太难，于是让岳父教日语。后来才发现日语是入门易、精通难的语言，只是既然选择了，就得坚持下去。
岳父教得认真，我学得仔细。夜深人静是我最好的学习时间，学到凌晨是家常便饭；单字（词）记不住就制作单词卡片随身携带，有空就背；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学习，获得了苏州桃坞日语函授学校的毕业证书。期间常有冷言风语、甚至遭遇恶意对待。什么“中国话还没学好呢，学什么外语？”，什么“成天不务正业”这类的话不绝于耳，我只当风吹过。可有一天，单词卡片连着盒子都不见了，四处寻找、不见踪影，正急得团团转，有人告知可能被扔到水沟里去了。当看到洒满水沟的卡片时，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哗哗地涌了出来，这么多日夜的心血啊，就这样被扔在了臭水沟里，它们是垃圾吗？！擦干眼泪、忍着恶臭，我默默地把卡片一张一张地拾起来、擦洗干净、晾干归拢，发誓一定要学出个名堂来……这段记忆刻苦铭心，而那位始作俑者的势利形象也就此印在了脑际，当我学有所成时，此人竟还主动搭讪我说“我就晓得，吴伯清肯定得行嘞！”
八十年代，中国加大改革开放，积极、努力向日本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渡口市懂日语的人屈指可数，而大修厂只有我懂，顺理成章，我变成了厂里的香饽饽，翻译汽车资料；后又调入攀钢做日语翻译兼全面质量管理，事业顺风顺水、如日中天，电台、报纸争相报道我自学成才的事迹，峨眉电影制片厂甚至还为我做了宣传片，最后若不是因我出差在外，妻子未找到高级工程师申报资料，我在事业上应该算是没有遗憾了。当然，对于我这个初中毕业生来说，能取得这点成绩，绝对离不开岳父、岳母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要知道结婚时妻子可是什么家务都不会做的，但自我搞日语翻译后，她承包了除烧菜以外的所有家务。
因为我的调动，全家从清香坪搬到了攀钢向阳村，文洁学习步入良性循环，先是进入质量更好的攀钢向阳小学，然后考入重点高中——攀钢一中，继而于1995年被当时炙手可热的上海财经大学录取。她不怕吃苦、乐观向上，大学还未毕业即被世界知名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录取，成为众多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我们一家也因此得以叶落归根，离川返沪，完成了我的宿愿。美中不足的是父母没有等到这一刻，分别于1992年底、1994年底相继离世，好在他们都葬在浏河公墓（墓穴号：21-9-7），我每年清明可以去看看他们、寄托哀思。希望自己百年后，亦可葬于此，与父母团聚。
如今，文洁已经成家，说来也巧，丈夫陈波竟然是四川人，育有一女，名曰盈杉。孩子们在经历了两年移民生活回国后，与我们同住梅六小区。她们很孝顺，经常送来好吃的或者我们舍不得买的，外孙女也乖巧懂事，和我们很亲，喜欢和我们讲学校的趣事，吃我烧的菜，逗我们开心，只是学习很辛苦，担心她的身体。我每天锻炼身体、烧烧菜，每周一次沪剧沙龙过过瘾，曲芳负责买汰烧中的前两样，我们就这样安心快乐地享受这份恬淡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