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秋的北京，风里裹着胡同里的煤烟味，刮在脸上像细针在扎。淮浪抱着一个纸箱子，踩着满地落叶走进“京华时报社”的大门——这名字听着唬人，实则只是家靠接软文度日的地方小报。他负责的“农民之声”栏目，是报社里最没人愿意碰的块儿，既没油水，还容易得罪人。
“淮编辑，又去跑线索啊？”前台小姑娘抬头冲他笑，眼里带着点敬佩。淮浪点点头，没说话，只是把肩上的公文包紧了紧。包里装着采访本、录音笔，还有一沓农民寄来的求助信，字里行间全是血泪。
他不是科班出身的记者，没受过正规的新闻训练，却凭着一股韧劲儿，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乡村。白天跟在农民身后踩泥地，听他们哭诉被贪官欺压、被恶霸刁难；夜晚就缩在几十块钱一晚的小宾馆里，就着昏黄的台灯写稿。他的文字不华丽，却字字戳心，一篇篇反腐维权稿件见报后，竟真的帮几个农民讨回了公道。
四川一个老农，为了感谢他帮自己要回被侵占的宅基地，特意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送来一面锦旗，红底金字绣着“反腐勇士，农民的贴心人”。淮浪把锦旗挂在出租屋最显眼的墙上，每天下班回来，看着那烫金的字，就觉得浑身的疲惫都散了。他最怕别人叫他“记者”，总说：“我配不上这俩字，真正的记者是铁肩担道义，我还差得远。”
报社的同事大多不理解他。有人劝他：“跑这些破事儿有啥用？不如接几个企业通稿，轻松又赚钱。”每次听到这话，淮浪都只是笑笑。他见过同事们收红包、泡酒吧、跟公关小姐打情骂俏，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唯有和农民兄弟相处时，听他们一口一个“浪哥”，他才觉得踏实。
改变发生在2012年的冬天。那天淮浪正在办公室整理稿件，电话突然响了，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嘶哑的哭声：“浪哥，你救救我！我媳妇死得不明不白啊！”
男人叫李良，是河北磁县磁州镇的农民。他说媳妇去村委交宅子费，却死在了村委招待所，县公安局法医鉴定是“兴奋过度死亡”，村支书早就卷着钱跑了，他去镇政府找领导，人家连理都不理他。“浪哥，我知道你是好人，只有你能帮我了！”李良的声音里满是绝望。
淮浪捏着听筒，指节都泛了白。他想起那些农民求助的眼神，想起墙上的锦旗，当即拍板：“你等着，我明天就过去。”
第二天，淮浪坐最早的飞机到了河北，又转了两趟大巴，才到了磁州镇。李良早已在路口等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脸上满是风霜。他把淮浪领到镇上最好的宾馆，包间里坐着死者的娘家人，一个个眼睛红肿，烟雾缭绕中，满是压抑的哭声。
“浪哥，镇里只同意赔3万，这哪儿够啊！”李良给淮浪递了根烟，声音发颤，“我还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0岁，以后可咋活啊？”
淮浪吸了口烟，强装镇定地说：“3万肯定不行。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光抚养费就得30万，最少得要28万。”他顿了顿，看着满屋子期盼的眼神，鬼使神差地补了句：“实在不行，就把事情闹大，闹到省里去，闹到媒体都关注，他们就不敢不管了。”
这话一出，死者的老父亲猛地站了起来，红着眼吼道：“二百万也买不回我闺女的命！我不要钱，我要公道！”包间里的空气瞬间凝固，淮浪尴尬地抿了抿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幸好李良及时呵斥了老人：“爹，你别添乱！浪哥是来帮咱们的！”
随后，淮浪去了镇政府采访。分管法制的李书记热情地接待了他，拍着胸脯保证：“我们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了调查组，村支书已经被依法逮捕，涉及的官员不管是谁，我们绝不姑息迁就！”
可就在两人谈话时，窗外突然传来了敲锣打鼓声。淮浪推开窗子一看，只见李良领着全村的老百姓，抬着尸体，打着白底黑字的横幅，把镇政府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口号声、哭喊声、鞭炮声混在一起，场面混乱不堪。李书记的脸瞬间沉了下来，狠狠瞪了淮浪一眼。
没几天，镇政府就松口了，同意赔偿20万。李良乐坏了，拉着淮浪的手一个劲地道谢：“浪哥，多亏了你！没有你，我们根本拿不到这么多钱！”
庆功宴摆在磁州镇最好的商务酒店，桌上摆着两条硬盒好日子香烟，三瓶人头马酒。李良和几个村里的年轻人轮番给淮浪敬酒，嘴里全是恭维的话。淮浪被灌得晕头转向，心里却有种异样的满足感。
深夜，李良把淮浪送回房间，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他：“浪哥，辛苦你了，这是一点小意思，算是你的稿费。”淮浪推脱着：“不用不用，这是我应该做的。”
“浪哥，你就拿着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李良把信封放在床上，又笑了笑，“我还给你安排了个节目，让你放松放松。”说完，他带进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转身带上门走了。
女人穿着暴露，一步步向淮浪走来。淮浪的脑子里闪过墙上的锦旗，闪过农民们期盼的眼神，可酒精麻痹了他的神经，欲望战胜了理智。他看着女人圆润的胸脯，光滑的腰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扑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淮浪醒来时，女人已经不见了。他摸了摸床头的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整整一万块钱。他的心跳瞬间加速，把钱揣进采访包时，指尖竟没半分愧疚。他告诉自己，这是他应得的，是他帮农民讨回公道的报酬。
从那以后，淮浪变了。他开始主动找那些有维权需求的农民，表面上是帮他们发声，暗地里却向他们索要“辛苦费”。他还发现，自己手里攥着的那些贪官的把柄，都是能变现的“宝贝”。他翻出一叠女官员的艳照，电话打过去威胁要曝光，对方果然乖乖地把钱打了过来。
短短五年时间，淮浪就靠着这些非法所得，在北京买了一套46万的商品房，在家乡盖了一栋50万的别墅，还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他不再挤公交、住小宾馆，出门必打车，采访必住星级酒店。他还认识了一位名叫婷婷的女人，对方是一名公安警察的妻子，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淮浪越来越沉迷于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早已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他的稿件越来越敷衍，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锋芒，只是一味地迎合报社和广告商。那些曾经崇拜他的农民，渐渐也对他失望了。
有一天，淮浪突然想和婷婷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便逼着她离婚。婷婷却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淮浪，你别太贪心了！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谁也不破坏谁的家庭。”
被拒绝后，淮浪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几个手持棍子的壮汉从巷子里冲了出来，对着他一顿猛打。淮浪惨叫着倒在地上，左腿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他抬头一看，为首的人冷笑着说：“小子，你以为钱那么好赚？拿报料人的钱，敲诈贪官，你也配当记者？”
“是婷婷让你们来的？”淮浪咬牙问道。
“没错，是你那小情人告的密。”壮汉踹了他一脚，“江湖有江湖的规矩，白道有白道的法律。像你这种败类，就该给你点教训！”
淮浪瘫在地上，断腿的疼痛混着绝望涌上来。他看着天上灰蒙蒙的月亮，突然想起了那些在小宾馆里写稿的夜晚，想起了那面鲜红的锦旗，想起了农民们一口一个的“浪哥”。泪水混着血水从他的脸上滑落，他才明白，自己早就迷失在了金钱和欲望里，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了。
后来，淮浪被诊断为左腿骨折。他不敢去医院，也不敢报警，只能找了个小诊所简单处理了一下。他隐姓埋名，在北京城郊的一家小工厂当了个文员，每天在办公室里看看报，喝喝茶，领着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
而他曾经供职的报社，还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寻人启事，总编在记者招待会上惋惜地说：“淮浪是我们报社最出色的记者，他拉单、写作能力都非常强，我们希望他能早日平安归来。”
淮浪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时，嘴角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他摸了摸自己的断腿，心里充满了悔恨。那面曾经被他视为珍宝的锦旗，早已被他扔在了出租屋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就像他那段早已沉沦的人生。
《撰稿：张子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