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国和李轼打小一起长大，而且一直是同班同学。两人性格差异很大，杨建国外向，李轼内向，在旁人眼里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一直很投缘。
在老师和同学眼中，杨建国就是那种天生的“反王”，人很聪明但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打架惹事。用一些老师的话说就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生事角色。
还在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新来了一个男的地理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比学生也就大五六岁。杨建国与几个淘气的同学约好，决定趁男老师刚来立脚未稳，给他来一个下马威。不料这地理老师跟他们想到了一处，事先已经从班主任那里了解到这个班的情况，也准备给这几个淘气的学生来一个下马威。
第一次上课，地理老师刚转身面向黑板写字，杨建国就率先在下面讲话。地理老师二话不说，走过来直接将他的书包扔出窗外，看都不看他一眼。伴着满堂的惊讶声，地理老师对着全班说：
“还有哪个的书包想出去？”
原本一片惊讶声的教室，立即鸦雀无声了。哪个也不想自己的书包再出去。
杨建国明白这一招是枪打出头鸟。他心里很不服，忙用眼睛去找其他几位伙伴。但其他几个原本准备一起行动的同学，已经被这手杀鸡给猴看威慑住了，低下头不吭声了。杨建国孤掌难鸣，算是败下阵来。
第二次上课时，地理老师一开口就说：“上次我扔杨建国同学的书包是不对的，校长已经批评了我。我今天特意向杨建国同学和全班同学道歉。”
随后他面向大家鞠了一躬。接着话头一转：“但是，如果今后还有因一个人而影响全班的事，我照样不会客气的。”
老师此话一出，全班同学顿感肃然。杨建国则颇感意外，他的印象中还没有哪个老师，当众向学生认过错。地理老师此举立刻赢得他的好感。
自此后，地理老师的课堂上秩序井然。这地理老师讲口特别好，从不照本宣科。在课堂上讲太阳和九大行星的形成过程时，那一个一个的行星就随着他的手势形成了。课堂上要嘛是鸦雀无声，要嘛是满堂笑声，同学们都很爱听他的课。杨建国也从此对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半年后，地理老师调走，同学们都很惋惜，杨建国也感到一些失落，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
杨建国很佩服李轼，不单单是因为李轼学习好，而是因为李轼极有主见却从不张扬。班上有那么几个所谓的好学生，看他杨建国的眼光就像要躲瘟神一样，或者就是端着“奉旨”帮助后进的那种假笑面孔。这让他很不以为然。而李轼从不这样，在老师面前不唯唯诺诺，在所谓差学生面前也不神气活现。李轼跟他像亲兄弟一样随便，也从没有劝他要改掉这毛病那毛病的，无形中他反而学到不少东西。
李轼在老师和同学眼里是好学生，是别人学习的榜样，在同学中人缘也不错。李轼总觉得自己无论是知识，还是考虑问题都超过自己这位老友。跨出校门后，李轼才发现自己远远不如杨建国，学校学的在社会上根本用不着，而“社会”这本书自己还没有翻过。
杨建国为人很自信。他个子不算很高，只比李轼略高一点，但走起路来总是仰着一个脑壳，头发向侧面甩着，眼睛四下扫着，气宇轩昂，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架势。杨建国社会适应能力强，跟不同的人都能打交道，有时李轼和杨建国一起上街，总有一些人跟杨建国打招呼，李轼说：“你熟人还真不少嘛。”
杨建国总说：“城圈圈小，转来转去都是熟人。”
杨建国喜欢坐茶馆，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不少的人，黄皮就是他的棋友，王有才也是在茶桌上认识的。
1966年6月毕业后，李轼与杨建国等几个同学到岷江北岸一个机械厂做临时工。厂里把他们当学徒工对待，一个月15块钱。早他们一年毕业的几个学长以半工半读的身份在这厂上班，李轼他们也希望能在这个厂留下来。
清晨，李轼和杨建国急急赶到厂里去上班，下午下班后回到城里。回家的一路上，满眼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城里的破四旧已经搞得热火朝天。城里大街小巷都成了标语的红色海洋，满城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围观的人也很多，一些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围着看。大字报背后就是不同的群众组织派别，主要是本地红卫兵和外地串联来的学生在争论。
8月中旬开始，金沙江和岷江都在暴涨。到下旬时，洪水滔天，岷江轮渡封渡，赶到江边的李轼和杨建国都愣住了，咋个办？面对滔滔江水，为了不耽误上班，两人把衣服顶在头上，游向对岸。洪流咆哮，他们被洪水冲到下游很远很远才上了对岸，赶去上班。
李轼原以为“文革”会跟自己擦肩而过，9月，学校把他们这些毕业生叫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后，城里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首先是学生们登场，分成两大阵营，一派是“红色派”，是所谓的保皇派；一派是“红旗派”，是所谓的造反派。两派都自称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从成员的分野来看，大体上是“文革”之前受重视的人，多半选择了红色派，而受压制的人往往选择了红旗派。
杨建国虽然出身工人家庭，但因为从小淘气，从小不受老师重视，认为他调皮捣蛋，连父亲都总嫌他给自己找麻烦，小学连少先队都加入不了。到中学时讲阶级成分了，耿直率性的他仍不为老师和团支部重视，也入不了团。“文革”之初，说是“红五类”子女吃香了，而杨建国感受到的还是干部子弟吃香，所谓的工农子弟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罢了。他对受到的排斥是很不满意的，说：“跟着上头跑的人才受重视。”
李轼因父亲是右派，被划到了“黑五类”子女行列，自然也是受到压制的。文化大革命串联开始时，李轼为了出去串联，要班上的红卫兵组织开证明，管事的人说不行。杨建国竭力为他申辩，说李轼父亲已经摘帽了，管事的人说摘帽了照样是右派。李轼和杨建国对此非常不满意，一怒之下，投身红旗派去了。他们都天真地认为现实中这种种的不公，都是毛泽东革命路线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正好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大家起来造反，李轼和杨建国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红旗派，心里想这不是可以讨回一个公平世界吗？
不同的是，杨建国是理所当然的红卫兵，袖子上套一个红卫兵的袖章笼笼。而李轼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能混迹于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红友军”，却不好意思戴那笼笼，怕画蛇添足，自找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