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打谷场上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与后果，有过明确的界定。我认为，当代青年如果不了解文革，在政治与思想方面难以成为成熟的公民。

前面说过，小学毕业时，文革乍起，我被迫辍学20个月。辍学期间，我参加了户口所在地——镇郊蔬菜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农业劳动，更多地见证了社会基层的“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我利用有限的篇幅，记载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部分所见所闻。我先要说明的是，文革开始时，我已接近12周岁。

一、青砖铺就的打谷场

在我家东边偏北方向50米开外，有一块用小青砖铺就的打谷场。这打谷场，南北长约55米，东西宽约35米。周围的街坊或生产队的社员，称这块场地为“砖场”。

据说这砖场是日本人占领马塘时，为了晒粮食而铺就的。解放后，砖场北侧的房屋成了镇粮库所在地，砖场自然成了粮库的晒谷场。儿时，我与小伙伴们常在砖场上玩耍。但在我辍学务农时，粮库早已搬到老镇南侧，护镇河外，这砖场成了我们第二生产队的打谷场。

打谷场的西侧是众多街坊的居住地，其间夹着小镇的酱厂；北侧原粮库的房屋，先后成了蔬菜大队的大队部与大队的造反组织——红卫兵团的“司令部”（咱们蔬菜大队的“红卫兵团”，名曰“马塘镇大寨红卫兵团”）；打谷场的东侧，由南向北分布着咱们第二生产队的两排猪舍、生产队仓库与队部所在地，再向东则是大片良田；南侧有条小河，小河对岸也是良田。

文革开始后，打谷场内外兴起了一波又一波革命浪潮。

二、打谷场周边的“破四旧”

在我的记忆中，小镇的文革，是以打谷场周边的“破四旧”为序幕的。

我姐虽然只上到小学五年级，但在当时，却是个有点“潮”的女孩。文革开始时，每次写信，她总要写上：“××：您好！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的领袖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后来这句话后面又加进“敬祝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文革开始时，也许听到红卫兵要来“破四旧”的消息，她将家中饭碗上的“寿”字、父母木质大床上的雕花等，全部抹上红漆。   

一天，打谷场西边涌来众多来自镇中学的红卫兵，这些人挨家挨户查抄街坊与社员家的“四旧”物品。

关于什么是“四旧”，百度百科是这样解释的：“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

那天，红卫兵在街坊家“破四旧”，我在一边目睹红卫兵们的革命行动。街坊们，或老老实实地让红卫兵查抄，或稍作抵抗，或顽强抵抗，但最后总是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中学生用拖车将自己家的瓷质佛像、木质雕花家具等心爱之物拉走。

突然，我想起家中有一副扑克牌，那是我与小伙伴们玩耍时用的，可不能让红卫兵抄走。我飞快地向家中奔去。回到家中一看，一切都晚了：扑克牌已被红卫兵抄走。不但如此，柜子上的四只祖传的锡质烛台，已被红卫兵全部砸扁，扔在地上。如果不是姐姐先行一步，那些“寿”字碗与雕花木床，大概难逃被砸命运。

后来，父亲将这些烛台作为废锡，卖给了街上的锡匠铺。那些造型别致的烛台，大概是清代工匠手工打造的；如果能保存到现在，应属价值不菲的文物。

后来有人告诉我，曾看到红卫兵们玩扑克牌。当时那扑克牌，正是我心爱的玩具，也是我珍藏的宝贝。我至今都不理解：既然扑克牌是资产阶级的玩具，必须没收，没收者为什么要用没收来的牌，打起扑克？

三、批判大会与打谷场上的大字报棚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我与伙伴们在打谷场上玩耍时，听说镇上晚间要开批判大会，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遂决定去看热闹。这批判会是在镇剧场开的。我走进剧场时，看到剧场内挤满了人，批判对象是镇商业部门的经理郭平（一个个头不高、身体羸弱的中年妇女）。主席台中央靠前位置，站着披头散发、脑袋低垂的郭经理。郭经理后面，有人手拿话筒批判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每批判几句，总有人带领大家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郭平”等口号。口号稍停时，有人上前，边喝骂边扯郭的衣服与头发，或将她的脑袋向地上压，或踢她。看到这场景，我有些害怕，也有些同情那女人，遂很快离开会场。回家后，我心想：这女人会不会被整死？即使不被整死，会不会因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

会后，打谷场靠西位置，搭起了批判蔬菜大队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大字报棚。那棚子，是用老式的芦苇席、稻草毡、油毛毡等材料搭成的。宽约两米不到、高约两米出头，长约30多米。

我钻进大字报棚一看，两侧贴满了批判原大队干部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通常是用毛笔写的，其内容无非是谴责大队干部只顾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一心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唱对台戏等等。

我和小伙伴们，曾经非常喜欢这个草棚，因为它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场所。

这个棚子，大概存在了一年多时间。

四、稻草做的“走资派”

文革开始后，我常在小镇周边远近不等的乡村农田，见到玩偶般的稻草人。这些稻草人，一般约有半人高，胸前总是挂着一个纸牌，上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稻草人，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最少的只有两个，这两个人正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统帅。最多的大约有七八个，其中往往包括彭、罗、陆、杨等。

文革初期，咱们生产队打谷场南侧的农田边，曾竖起稻草质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统帅。统帅的面部，常画着一只大鼻子；副统帅的面部，则常画着倒挂的“八”字眼与“八”字眉。

五、打谷场上空的惨叫声

一天，我在砖场附近玩耍，北侧突然传来惨叫声。那声音一阵紧似一阵，让人毛骨悚然。

怎么回事？我循声向砖场北侧的大队部走去。只见大队部的大门虚掩着，门后的麻绳上吊着大队党支部的陈书记。有人在训斥和痛打陈书记，那惨叫声是从陈书记嘴里发出的。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打人者向里屋走去，遂跟在那人后面向里走。只见里面椅子上坐着大队红卫兵团的副司令。我看到的情景是：那打人者，正在向副司令汇报情况，副司令对他说了什么后，那人退了出来。

退出来后，那人解开陈书记手腕上的绳索，将陈书记的双手反绑在身后，然后将绳索吊在上方的木梁上，向上猛拉。顿时，那陈书记口中发出更加惨烈的叫声。

六、总司令和他的棍子队

文革中，造反派们不但一起夺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相互之间也搞夺权斗争，甚至大打出手。文革中，在我的家乡南通地区，出现了拥护当权造反派的“拥派”与反对当权者的“轰派”。江苏某些地区，还出现了所谓的“好派”与“屁派”。两派之间的夺权斗争，常常带着浓浓的血腥味。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寻访重庆市区那尘封的陵园“红卫兵墓园”，也可以查阅“百度百科”相关词条。

咱们大队“大寨红卫兵团”的总司令Ｈ，是个十分能干、富有“闯”劲的“三代红”男青年。

一天，我路过打谷场时，看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Ｈ司令手拿一根木棍，立在打谷场中央；他的面前，有一支40人左右的棍子队。这些队员，与Ｈ司令一样，每人手拿一根木棍。看得出，这些棍子，模样相同，大小相同，大概是请木匠赶制出来的。其粗细大致与擀面杖相同，长约50厘米。Ｈ司令正在对棍子队训话。也许由于保密需要，Ｈ司令的嗓门并不高。Ｈ司令告诉他的棍子队队员：有人要与革命路线唱对台戏，我们大寨红卫兵决不答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要誓死保卫革命路线。

不久后，斗争的结果出来了，“轰派”落败。Ｈ司令被对方抓了起来，与“地富反坏右”们一起游街示众。

我曾在大街上看到了这一幕：一些掌权方的造反派，押着一串坏蛋游街。被押的坏蛋们排成单行，鱼贯而行，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反映其身份的纸牌。位于队伍最前列的坏蛋，每走几步，就要敲一下手中的破锣。每响一声锣，总有一个坏蛋扯着嗓子作自我介绍，如“地主分子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咱们的Ｈ司令，在坏蛋队伍的中间位置。他上半身裸露，并且高举双手，作投降状；大臂、前胸、后背、夹肢窝全都涂着乌黑的墨汁。

七、阿Ｔ的“红宝书”

在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中，有一个叫阿Ｔ的男孩。他本出生于贫苦家庭，家庭成分并无问题，但据说其父解放前曾被国民党当局抓过壮丁，当过28天国民党的“自卫队”队员，阿Ｔ的父亲因此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阿Ｔ和他的哥哥，因此失去了上中学的机会。文革开始后，阿Ｔ的父亲多次遭到关押与批斗。

文革开始后，生产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巴掌大的小书，就是人们常说的“红宝书”。当时，每个人的“红宝书”都是随身带的。

一次，我与小伙伴们在铺着稻草的打谷场上翻跟头，看到阿Ｔ的“红宝书”从身上掉下来。我走过去，捡起来一看，发现印着毛主席半身像的扉页被撕了下来，塞在塑料外壳内；十二三岁的阿T，曾对着照片，发泄他的仇恨。

文革初期的打谷场，还发生过许多其他故事。例如，社员们曾在这里跳“忠字舞”；我和小伙伴曾被组织起来跳舞并演出，我们跳的舞名曰“长征”（相应的歌词即著名的《七律·长征》一诗）。这些事，限于篇幅，不多说了。下面说的三件事，可作为供年轻一代了解文革的补充性材料。

八、运河里的尸体

打谷场东边约300多米外，有一条五十年代开挖的运河。这条运河，从镇东向南，经石港通到南通市区，从镇北向西，经如皋通到泰州地区。

文革初期，运河里先后几次飘起人尸。这些人大抵是忍受不了批斗与侮辱而自杀的。我曾亲眼目睹运河里飘浮的尸体与人们打捞尸体的情景。

在小镇的中学与我后来就读的师范学校，都曾有老师因忍受不了批斗与侮辱而投井自杀。

补充说明一下，人们十分敬重、百般信赖的医学泰斗、“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院士的母亲，也是在文革中因忍受不了折磨与侮辱而含冤自杀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等众多人士，也是因为同一原因而含冤自杀的。

九、右派分子和他的女儿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Ｗ君，生活在打谷场南边偏西方向三里左右的乡村。Ｗ君原是一个乡村小学的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来他被遣送附近的乡村生产队，接受强迫性劳动改造。文革开始前，他一直与自己的女儿相依为命，日子虽苦，倒也安定。由于父亲是文化人，女儿从小得到一定的文化熏陶。我曾数次听她念叨其父的冤案，她执着的心情与神态，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父女二人对父亲被打成右派，心中一直不服，并且坚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顺便说一下，这个女孩，就是我在《翠湖日记》中所说的“兰姐”。

文革开始时，兰姐已出落成姿色不错的大姑娘，乡村某些造反起家的男青年，开始惦记她。开始时，他们批判、指责那位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与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是“心存不轨”，责令其马上将女儿嫁出，然后提出将她嫁给本大队或本生产队的干部或其他贫下中农子女。最后，这个“死硬”的右派分子不得不答应马上操办自己女儿的婚事，但其提出的条件是“嫁到其他地方，不嫁给本大队或本生产队的任何人”。最后，这女孩被迫嫁给小镇北乡的陌生人——一个“根正苗红”的生产队长。（再顺便说一下，这种婚姻，当然不可能“白头偕老”；兰姐后来一直独身。）

十、伯父的存折

文革开始后，我曾远离打谷场，跟随父母去上海探亲。

前面说过，我大伯原是上海的资本家。我们到大伯家后，发现大伯与大伯母夫妇正在闹别扭。我从父母与大伯的交谈中了解到矛盾的起因：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们曾来大伯家抄家。他们要求大伯交出自己的存款。大伯告诉他们没有存款。于是，造反派们开始搜查，并且先后数次来搜查。红卫兵们见搜查不见效，遂将我伯母带到一边，进行威逼、恐吓。女人胆小，无奈之下，只得说出存折的下落——存折被我大伯塞到扫帚的把手中，扫帚则被我大伯扔到门外。最后，红卫兵们抄走了大伯的存折。

十一、罹难的小镇

想到文革中家乡小镇原貌被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诸多乡亲死于癌症，我心痛不已。

文革前，我的家乡如东县马塘镇，尽管其地理位置在长江以北，其风貌却属于典型的江南小镇。当我第一次见到周庄风貌照片时，我异常吃惊：周庄风貌，几乎与马塘镇原貌完全一样！

但在文革中，马塘镇中心的石拱古桥被毁，贯穿镇区的市河被填平，市河两侧的民居全部拆除。如今每次回到家乡，看到那不伦不类的镇貌时，我心中充满遗憾。有时我会回想起十二三岁时，独自撑着小船，在市河内飘行时的情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文革或那些疯狂行动，马塘镇会成为第二个周庄。

另一个痛点是：文革中我的家乡马塘镇及周边地区成了全县“工业区”，小镇内外建起诸多工厂（包括造纸厂、化工厂、化肥厂、农药厂等），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我曾亲眼见到流淌的黑水，死去的鱼群、枯萎的庄稼。自那以后，小镇及周边区域，是全县著名的被污染地区；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诸多居民死于癌症。当然，我拿不出具体数据，有关数据应该由地方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公布。文革后，诸多工厂陆续迁出，小镇环境正在恢复中；但想要完全恢复，大概需要50年以上时间。

上述种种文革风景，在我的心灵深处，打上深深的烙印。处于少年时代的我，没有能力深入思考各种事端的起因与性质，但这些风景与其他风景相结合，为我日后思考人性与社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写毕于2017年10月11日

修改于2021年9月11日

再改于2022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