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的先锋诗人——徐志摩，是中国现代诗坛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抛开了革命口号的疯狂呐喊，转而回归诗歌本身，至情至性的诗意化表达，轻柔明丽的诗风书写，使其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文化道路。
本是立志专攻金融界的留学者，带着对文学的惺惺相惜，终使他走上了创作的漫漫长途。但不同的是，在这条路上，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他从未如鲁迅用匕首尖锐的刺向这无尽的黑夜，也不像郭沫若酣畅淋漓的大肆抒发，他的批判是安静的，他的抒情是轻柔的，他的叙述是舒缓的，读他的文，没有惊涛骇浪的压迫感，却是沁人心脾的流畅。做为新月派的“盟主”，他也的的确确开辟了文学的另一番新天地。尽管在这过程中，“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承受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痛感，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文学与他而言，终是永远的庇护所。使他得以在康桥柔波里自慰情殇，在海滩种花时重拾本心，在翡冷翠夜里整装待发……“管得前途有否天晓，单这在黑暗中叫应，彼此诉说曾经的磨折也够忘却肢体的疲倦”。与文学为伴，他是幸运的，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如果每一位诗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特质，那么于徐志摩而言，他的灵魂在于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宣扬美与善的真正内涵在于，他敢于打破世俗的囹圄，敢于无畏的做最真实的自己——纵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灵魂的自由。面对失望的现实生活，选择可以有很多，奋起抗争激流勇进，随波逐流苟且一生。而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一个超现实的境地。他不必辩解什么，也毋庸置疑什么，归于自然是最好的结局，于精神永远自由的人来说，只有在“澄净的日光下，和风中，他的姿态才是最自然的”。正如林徽因，那个他梦寐一生的才女子，也从来只是他自由的象征，而非终点。“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幻想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正如婚姻捆绑不住他的双脚，而恋爱也只是他向往自由的步履而已。
这样与世无争的人，那里才是他的家乡？也许超脱物质生活的死亡也便与他的自由交相呼应。“生是可欲，死是可悲”，然而“从生入死，只是解化了实体的存在，脱离了现象的世界。”也正是如此，所以当他可爱的孩子猝然离世，他也才会用极平和的心态来抚慰伤痛，不曾遍尝人世冷暖，从生来到离去也尽是温情；所以当他乘坐的飞机归于混沌，他也会在一闪而过的害怕中获得解脱。人们用尽千年探索的飞翔，被他定格成了生命最后的模样。
幸好，诗人的灵魂是永不逝灭的。即使他的生命永远终止在了天空的某一个角落，然而与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归于自由的解脱呢？生命的皮囊终究是太重了些，难以承受魂向与初的羁绊。从此，求之一生而不得的理想恋爱，漂泊异国独自求学的步履蹒跚，饱受世俗苛责的流言纷扰，都不再追逐着他。而天空，却永远有不昧的明星了。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成一个萤火／在这院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想如今，他应已化为一个萤火，真真切切的回到他日思夜念的自然怀抱了，回到他逐之终生所期盼的本真了。
何止于米，相期于茶——我不想用生命的长短来量化它，于徐志摩而言，我更愿用字面的意思来契合他诗人的一生：他的存在，从来不该止于柴米油盐的琐碎，与茶为伴的清新淡雅才是他性灵的真实面目。而现在，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短暂却不失传奇的一生，他最终还是他，那个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他。
“不知今夜山中，／是何等光景／想也有月，有松／有更深的静”
生命已静止，徐志摩却依旧是人间最美四月天，但只愿我们轻柔的叹息，不扰他安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