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钟搬进这栋筒子楼的时候，隔壁已经住着人了。他听见门那边有收音机的声音，很轻，像隔着一层水在响。他没去敲门，对面也没来敲他的。
头三年就是这样过的。老钟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出门买豆浆，回来时会在楼道里碰上隔壁的老人——瘦，背微驼，拎着一把老式铝壶去打水。两人擦肩时点一下头，连“早”都省了。老钟只知道他姓陈，退休前是手表厂的技工，耳朵不太好使，所以收音机总是贴在耳边听。
老钟的窗台上养着一盆文竹，隔壁的窗台上什么也没有。但老钟偶尔会在黄昏时看见对面窗户里映出一个剪影，低着头，手指在桌面上动，像是在摆弄什么小物件。有一次他多看了两眼，那剪影忽然停了，窗帘唰地拉上。此后老钟便不再往那边看了。
变故发生在第四个秋天。梧桐叶落满楼道的那天早晨，老钟照例去买豆浆，回来时发觉隔壁的门虚掩着，收音机没开，屋里静得像没有人。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从门缝里看见老陈躺在地上，脸色纸白。救护车来的时候，老钟帮着抬了担架，又顺手把老陈桌上的药瓶塞进自己兜里——他认得那药名，老伴走前也吃过。
老陈在医院住了两周。老钟每天傍晚去送一次粥，放在床头柜上就走，不多话。老陈也不说谢，只是在他转身时，会用那只能动的手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大一点，像是在替他开门。
出院那天是老钟去接的。两人一前一后上楼，老陈突然在自家门口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个东西，往老钟手里一塞。是个小铁盒，巴掌大，打开来是一枚旧怀表，表盖上有张极小的照片，是个年轻女人，眉目温婉。
“我老婆。”老陈说，声音沙沙的，“走了二十年了。这表停了十五年，我修不好。”
老钟把表翻过来，看见背面刻着一行极细的字：给阿陈，走慢一点，等一等我。
他什么都没说，把表还给老陈。老陈接过，却把铁盒又推了回来：“里面那些零件你拿着，你要是哪天闲着，帮我看看。”
老钟这才注意到铁盒底层铺着一层细小的齿轮和螺丝，在日光灯下泛着淡淡的铜色。他数了数，总共二十七枚，每一枚都擦得锃亮，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很多年。
那天晚上老钟破例没看电视。他把台灯拧到最亮，铺开一张白纸，用镊子一枚一枚地拈起那些零件。齿轮的齿尖有磨损，游丝断过又接上，接点细得几乎看不见——那是用最细的铜丝手工焊的，焊点圆润，是老陈的手艺。他把零件按大小排开，忽然发现其实只缺一枚关键的棘爪，那东西比米粒还小，卡在表芯的某个角落里，锈成了一粒褐色的点。
第二天一早，老钟去了趟旧货市场。跑遍三个摊位才淘到一只同型号的报废表，拆出棘爪时手心全是汗。回来时老陈正坐在楼道里晒太阳，收音机搁在膝盖上。老钟没说话，只在他面前蹲下来，摊开手掌，让那枚小小的零件躺在阳光里。
老陈看了很久。然后他慢慢伸出手，把零件拈起来，对着光转了转。收音机里正放一支老歌，女声细细的，唱着什么花开又花落。
“你修了一夜？”老陈问。
老钟摇摇头：“修了二十年。”
他指的是自己。老伴走后的这些年，他其实一直在修什么东西——修一日三餐的秩序，修一个人走路的步速，修电视机关掉后屋子里那种过分的安静。只是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把修好的东西真的交到谁手上。
老陈没再说话。他低头把零件嵌进表芯，指腹沿着齿轮的边缘轻轻推了一圈。表针动了一下，然后稳稳地走了起来。嗒，嗒，嗒，二十年的沉默碎成细小的声响，在两个老人之间的日光里浮沉。
后来老钟的窗台上多了一盆吊兰，是老陈送来的。他说这是以前那盆文竹的分株，养了十五年，总该分出去一些。老钟的豆浆从此买两份，一份挂在对面的门把手上。再后来，黄昏时两扇窗户都开着，有时老钟在这边浇花，老陈在那边擦表，中间隔着三尺宽的楼道，风从这头穿到那头，带着收音机里漏出的、细碎的歌声。
没有人刻意走近。但他们都知道，那二十七枚齿轮已经把两间屋子的寂静咬合在了一起。嗒，嗒，嗒。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走着，像一枚终于被修好的表，在时间里发出轻微的、温暖的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