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母亲如昨日一般带回些早餐，我吃了些糕，喝了杯绿豆粥。瞥见侄子吃了一碗面条，又剥了个茶叶蛋，接着伸手去拿豆浆。我当即制止：“怎么每样都要？两个妹妹还没吃，给她们留着！”侄子讪讪地放下豆浆，喝了点面汤作罢。老三吃了个鸡蛋喝了杯绿豆粥，老二最后起床，餐桌上，便只剩下一杯豆浆和孤零零的一颗茶叶蛋了。
母亲买完菜回来见了不禁嘀咕：“怎么把豆浆留给她了？她向来不爱喝这种带渣的豆浆…”于是二话没说，转身又去了市场，带回一袋小笼包和一杯新绿豆粥。
我躺在床上，心头忽然漫过一丝涩意。换作是我，即便那豆浆不合口味，大抵也会将就着喝掉，绝不会让母亲为此再跑一趟——一顿早饭，对付过去便是了。后来才明白，这叫做“妥协”。我似乎从未有过侄女那般鲜明的“不”：不喜欢就断然拒绝，想要便执意争取。
母亲那代人，是从匮乏里跋涉过来的。她们不挑食，也尝不出多少滋味。做好饭菜，总让我们先动筷子，自己随便扒拉点，但凡有点好的，也必先塞给我们，自己则默默收拾着孩子们吃剩的残羹冷炙。侄子们尚小，懵懂不解为何奶奶总是不吃。孩童的世界里，只有本能的需求，母亲对此自然毫无保留地给予。在我这做女儿的眼里，这“给予”里浸满了心疼，却也藏着一丝无奈的心酸。我会“教育”孩子们只拿属于自己的那份，却抵不住母亲主动的一句“我不喜欢”，便将属于自己的份额轻易让出。渐渐遗忘了自己的喜好，模糊了自身的追求。他们将这力所能及的无条件付出，如同思想钢印般深深烙进生命里，将对儿女的好，熔铸成自身唯一的价值勋章。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我，以及我的侄女——我仿佛目睹了一场关于“自我意识”的漫长苏醒。
外婆八十多岁了，脊梁弯成了隆起的驼峰，也依旧靠自己攒下点钱，仍是毫无保留的留给子女。她的世界，只有给予的烛光，没有索取的阴影，生命的意义全然系于儿女身上，那个“自我”早已消融殆尽。
母亲这一代，同样是全心全意扑在儿女身上，但隐约透出些微不同：她会接受我买的手机，会收下我塞给她的红包，还能偷偷闲去茶馆打打牌——那扇紧闭的“自我”之门，似乎被推开了一条细缝。
到了我这里，“我”的意识在混沌中挣扎着探出头来，虽仍在寻找轮廓，却已不愿再将就那杯不爱的“豆浆”。
而侄女们这一代，“自我”的旗帜已然鲜明地扬起。她们清晰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想要什么便极力争取。
一代人卸下牺牲的铠甲，一代人拾起自我的权杖，生命在丰饶的土壤，终于挺直了脊梁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