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身体性决定了我们与他人共存于世，任何历史的实践都是社会和文化世界的事件，知觉并不是赤裸裸的生理反应，而是渗透着意义，我们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中才能理解意义。如果人们将暴力和权力操作与设定人类目标断绝开来，以为暴力就是暴力，那么对历史负责的行为就将失去基础，历史的行为要由它们的成功或失败来判断，历史地行动不可避免要使自己服从对事件的客观判断，在这里个人意向，无论好坏, 都是不相干的，但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在发动时人们无法知道它们究竟是否会与历史的进程合拍，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是开启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历史的具体发展虽然不能看透，但历史的一般目标却是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
历史中的任何东西都既是运动又是惰性，革命一旦固定下来和体制化以后，就不再是它作为运动所是的东西了，历史行动本身都有暧昧性和惰性，因此，历史的任务不可能作为直接的目标出现，而只能以大致的形态标示出来，实践有一种无法参透的历史深度，直接与事物打交道只是一种梦想。除了在某些瞬间，所有与历史的接触都是间接的，所有的行动都是象征的，历史不再明确地趋向一个统一的目标，意义不在于一门心思对准某些目标，而在于明确地提问，我们根据这些提问来衡量我们的进步和退步，进步不是真理的积累，进步是多样的、相对的、多义的，新的进步总是提出新的问题，普遍历史是不可想象的。
辩证法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原始的经验场的总体结构，在这总体结构中每一个因素都对其他因素开放，辩证法只是人们相互交往和与存在交往的经验的表达或真理，它是一种思想，本身并不构成总体，但处在总体之中，由于人类活动原始的暧昧性，具体的辩证法总是为双重意义、可逆性、不断产生、计划与秩序的多样性留下余地。一切最终解决都是模棱两可的，历史并不按照一个模式来运作，它只是意义的来临，历史更是如此，历史的意义每一步都受到步入歧途的威胁，不断需要重新解释，主流决不是没有逆流或混乱，它甚至从未被给定为一个事实，它只是通过不对称、残余、转向、倒退来揭示自己，历史没什么意义，更多的是消除无意义。暧昧不是偶然的认识不清，而是知识积极的不可消除的特征，也是存在本身的特征，在意识的实际生活中, 人们不能说一切东西都有一种意义或一切东西都没有意义，而只能说意义是有的，当然，这意义本身是开放的，是不确定的，是多义的，这种模棱两可不是意识或存在的不完全，而是它们的本质规定。
存在既不能被定义为自为，也不能被定义为自在，而是身体，身体—主体与其环境对话不可见的基础在于，身体的概念被去人类化地扩大到世界，它同时是事物世界的一部分，是能看和感受事物的事物，身体既是可见的东西, 又是观者，即所谓不可见的，“不可见”是世界本身的一种缺席形式，是自身隐藏的存在，存在是可见的东西不可见的那个向度，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不再是身体，身体是主体和客体自己形成的环境，是身体间性，是“世界的肉”，我身体是由像世界同样的肉构成的，世界也有我身体的肉，世界反映它，占用它，它也占用世界，它们是侵越或重叠的关系，因此，我、他人、世界是一体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个一体由共同的材料来保证，即“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