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眼看她要咽气了，云伯背起她就往旧屋走，她用最后的气力哀求丈夫:“别把我扔在旧屋，新楼我也出了力，我要死在那……”
云伯和我家的楼房，是在同一年兴土动工的，两家的入伙时间却隔着一年。要说原因嘛，无非是我家资金不足，钱只够建一层楼;他家财大气粗，又有在广州劳动局当纠察大队长的哥哥捐助两万块，所以建了三层楼，自然我家要比他家竣工早很多。我家的外墙是爸妈亲手用水泥薄薄的敷一遍，他家则请镇上手艺最好的泥水师傅贴了长方条的奶色瓷砖，从村口一眼望去，真可谓谁穷谁富一目了然。我家入伙后早早就入住了，我是长子，被分到一间光线最好的房间，妈妈带着两个妹妹住靠里的一个大房间，给奶奶留了一个在客厅后面的房间，爸爸则跑到楼顶的一个小房间睡了。
一年后云伯的楼房也竣工了。足足三层楼，十几个房间，云伯给每一个房间都安排了即将入住的主人，上有勤快持家的老母，下到还没出世的孙子。但他的老父亲却没有分到，他拒绝把他老父亲接过来住。据说是怕他老父亲不知道哪一天就死了，会玷污了他的高楼——他的新房子，是留给活人住的。
他那瞎眼并且瘫痪的老父亲，只有独自一个人住在空旷的老屋了。除了三餐有老婆子送饭，其余时间便无人陪他说话，只有一台收音机嗡嗡开着。有时候他也会自己给自己说话解闷，我去山上放牛的时候常常听见他在抱怨伙食如何没有油水，餐餐吃不饱饭。我爸曾听到他控诉:“让我吃顿过瘾的肉吧，就算是现在死我也心满意足了。”然而他的家人始终没满足他的愿望。
我们小孩子很惧怕他，传说他是会吃小孩手指的妖怪，床旁边有一个瓦罐，里面用盐腌着嫩嫩的小手指，据说口感与泡椒鸡爪无异（也不知道是哪个吃过泡椒鸡爪的人传出来的）。去后山上偷摘橘子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蹑手蹑脚，平时口若悬河的小伙伴此时噤若寒蝉，鸦雀无声一般地从他门口走过。但他有个奇异的能力，每次都能听到我们走路的声音，他就会呼喊村子里每一个小孩的名字，希望有一个人能回应他。但我们才不会理会他，不然又要坐在门槛上陪他聊到太阳下山。真羡慕他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能把村子里最近发生或者很久以前的事情记得那么仔细，别人的故事说出来就像他亲眼目睹一样。比如谁家青年结婚的时候没在酒桌上敬邻居的大叔一杯，大叔就在闹洞房的时候用蛮力抓了新娘的奶，晚上在灯光下一照，五道红得发紫的手指印把新郎官气得抄起菜刀就要找大叔拼命。又说，当年随军阀部队去到潮汕地区，那地方说“学老话”，意思是学到老都学不会的话，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大呼“姐崩啊，姐崩啊”，甚是滑稽。还说，当年在漠阳江渡口遇到部队开战，前面枪声大作，后面的人几乎要吓尿了，还好有一个同乡一把拉住他，吼道“还不走，更待何时？”他便扔下武器，跟在同乡后面，连爬带滚钻入江北的芦苇中，只听得后面炮声隆隆，恨不得爹妈多生两条腿。
人说，老而不死是为贼。那些年老头子在老鼠和野猫的陪伴下，在一床屎尿中度过余生。他年轻时也有他的光辉岁月，曾经两次把自己当牲口一样卖给军阀，又先后当了逃兵跑回家，在乱世之中逃生可谓是大难不死。卖命的钱用来买了一头大水牛，这就是当年家里最值钱的财产了。夫妻俩辛勤劳作耕种几分薄田，战战兢兢养活两个儿子（先前有几个儿子都夭折了）。老头子死后很多年，他老婆子得了老年痴呆，向每一个遇到的人重复着这个故事，“你看田里的那头牛，你看！”她指着田野的那头牛说，“那一年老头把自己卖了钱，把钱都留给了我，自己转身就走了。我以为他会死在外面的……他叫我买一头牛，一定要是母牛，这样才会有希望，到了明年春天，也许就生一只牛犊了……”也许这是唯一留在她脑子里的记忆。
老头子最后死在了老屋，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有一天下着大雨，云伯的老婆云姆去溪里打捞浸泡的木薯，鞋子踩到了披在身上的雨衣，没站稳，一屁股坐在地上，从此瘫痪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只能躺在床上，后来，可以慢慢站起来了，在拐杖的辅助下，就在屋子的前后走一下。也不能多走，不然就会像刚学走路的小孩一样摔在地上。
云姆年轻时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在村里能干活的女人排行榜上稳居前三，小时候看过她挑土填路，娇小的身材挑着一百多斤依然大步流星，大气不喘一下。她脑袋聪明，敢与驻村干部辩论世界风云，自诩“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只可惜命运弄人，昔日风风火火的云姆，如今连说话都结结巴巴的，成了病床上的残废，要婆婆来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云姆生病后的第七年冬天，那天太阳高照，空气里散发着暖洋洋的气息。放眼望去，远处是收割完毕的田野和留在空地上的秸秆，一群大鸡带着小鸡在地上寻觅着遗漏的谷子，村里人个个梳头打扮，人人精神抖擞，准备去逛今年的最后一个集市了。这一次的集市非同一般，叫做“年夜圩”，除了可以购买春节所需要的一切物件，最重要的是可以遇到很多平时见不着的老朋友。我和妹妹们兴高采烈的站在门口的禾坪上，等待着奶奶一起出发。
那天不知怎么的，云姆突然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一样，撒开了拐杖走出门 ，跌跌撞撞地朝着集市的方向走去。她嘴里嚷嚷着:“我要去，我要去……”我们几个小孩都吓呆了，看着她机械般的动作，缓慢又急促地在小路上移动着，生怕她瘦弱的身躯会突然散架了。她踏着东扭西歪的步伐，一点一点地挪下了村子的大土坡，终于在石狗湾的小桥边摔了一大跤。她想爬起来，但身体不受控制，想说什么，嘴巴里塞满了泥巴，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云伯去把她背了回来，她最终没能去赶上集。也许，她只是想在通往集市的路上看看风景，跟从前一起在大山中砍柴的姐妹们打个招呼，跟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开个玩笑。她的愿望其实真的很小。
我鼓起勇气对云伯说，“云伯，云姆那么想去，你就带她去呗！”云伯笑笑，说，“你小孩子懂什么？”
那个冬天她病得很严重，村里的赤脚医生不敢开药，建议送市医院去。她养育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个个都有不错的事业和工作，但终究还是没把她送去医院。小女儿在门口的草坪上帮她剪了头发，身上围着一个肥料袋的内膜，没人陪她说话，都忙着逗小孩子。她目光呆滞，脚边散落着零零碎碎的头发。
春节过完后，儿女都出去上班了，她死在了旧屋。
那夜，眼看她要咽气了，云伯背起她就往旧屋走，她用最后的气力哀求丈夫:“别把我扔在旧屋，新楼我也出了力，我要死在那……”
她把她的一辈子献给了丈夫和儿女，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冷清的月光洒在门口的野草上，一群失眠的虫子为她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