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遇贵人的徐哥

                          乔育平摄影并文

      俗话说，人生难得遇贵人。而今天我要说的这位徐哥，却是一个常遇贵人的幸运儿。

      徐哥是我七几年在益阳地区文工团乐队工作时的老同事。他的大名叫徐铮钧，文革中长沙市的中专毕业生。多年来，他一直在湖南省交响乐团、原湖南广播乐团、湖南酷爱交响乐团等省内知名乐团和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现为省城长沙和有关地市的知名小提琴教育家，其培养出的小提琴学生已遍及海内外众多专业乐团和大专院校。

      我和徐哥的情缘，是1972年初我被招进益阳地区文工团时结下的。那时他是团里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我这个拉二胡的，没想到被安排到了和他住一间集体宿舍。

      那时益阳的整体音乐水平比较落后，能演奏小提琴和其他西洋乐器的音乐人很少。他那时拉小提琴的水平，在益阳地区范围内，真还没有谁能与他相媲美。

      和他同住一间房，看他拉琴的时间就多了。当我每次看到他对那些高难度的世界经典小提琴练习曲和独奏曲，反复不停的苦练，直到一首首乐曲被他完整流畅的攻克时，我也真正感受到了掌握好小提琴过硬技术的确实不易。

      他每天的刻苦练琴，大大激发了我的音乐热情，对我那时的二胡演奏及乐理知识的提高和进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变化，我俩同事九年后，就分别离开了剧团，并先后又都调到了长沙工作。由于我俩这时的职业有了很大的差异，也就联系不多了。

      到了去年下半年的一天，徐哥突然给我来电话说，要我到他的新家去坐坐，聊聊过去的老感情和往事，我便如约而至。

      在我俩的畅聊中，没想到让我得到了一个过去我完全不知道的信息，他原来是个常遇贵人的幸运儿。

      据他向我透露，1966年他高中毕业时，在长沙拉小提琴就已有一定的名气了。那时他并没有下农村，而是在长沙农业机电学校中专毕业后，就分配到了长沙纺织厂，成了该厂文艺宣传队的乐队骨干。当时宣传队队长胡振龙，和另一位叫骆成明的手风琴演奏员，对他拉小提琴的水平非常的欣赏，此后他们三人也成了音乐上难遇的知音。

      然而在这里好景不长，在该厂宣传队没搞多久，他1969年又莫名其妙地随长沙知青到农村锻练的大潮，插队落户到了益阳地区千山红农场。

      到了1971年，益阳地区五大农场在大通湖举行文艺汇演时，忽然有人专门找到他说，益阳地委政工组的领导要见他。他急忙赶到场部招待所后，只见一位姓夏的干部简单问了一下他拉小提琴的情况，便要他近日尽快到益阳地委政工组的文化组去一趟。

      当他来到益阳地委大院见到这位夏干部后，他才得知，益阳刚成立了一个地区文工团，是长沙一位文化系统的领导专门向文化组推荐了他。这位夏干部则是主管文工团招演职人员的副组长。

      夏组长得知徐哥的出身不好，父亲又是原来的右派人物这一情况后，虽感到有些遗憾，但还是自做主张，决定先把他借调过来后再说。

      就这样，徐哥作为借调人员，很快就到了地区文工团的乐队。

      在那高度讲政治的年代，他因出身不好，工作的正式调动，自然还是个难题。后在夏组长的热心相助下，最终竟由地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作为特事特办，才使他如愿正式调进了文工团。后来他才得知，推荐他给益阳地区文化组的贵人竟是，原长纺乐队的队长胡振龙。

      在地区文工团工作十一年后，他开始萌生了离开文艺单位的想法。这时他又在一位先前已到益阳麻纺厂工作了的老团友推荐下，被当时与他索未谋面，且是不曾相识的麻纺厂一把手、党委书记孙明一眼看中，并在他力排众议之下，硬是把他调到了该厂非常难进的厂工会搞宣传。

      这让他真没想到，在这里又幸运的遇到了一位贵人。

      在益阳麻纺厂工作期间的1986年，一个偶然机会，他在长沙碰到了几十年前，那位在长纺宣传队时很欣赏他拉小提琴的手风琴手骆成明。这时，骆已是长沙市纺织局的局领导了。

      两人虽有几十年没见面了，但骆工对徐哥当年拉小提琴的水平，仍是记忆犹新、赞不绝口。

      一阵老感情的叙旧后，这位往年的好友竟主动问到他，是否愿意调到长沙来。一听有这般好事，他何乐而不为。

      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相遇，后在这位热心贵人的操办下，没多久他夫妇俩就很顺利的调到了长沙市纺织局系统，他并继续从事过去的工会工作。

      听了徐哥这常遇贵人的往事，感慨颇深，令我羡慕。

      其实，人生都想遇贵人。而一个人真想要有这样的好运，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在某一方面必须要有扎实过硬的本领在身。这样，贵人或许就会与你有缘相遇。我看徐哥就正是一个这样的幸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