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之气是指人的生命活动的动力，药物有治病的性能，是不是可以认为药物也有气昵?这个问题在中药学的历史上曾有过争论。

药有寒热温凉四气的说法，中药学最早的一部典籍《神农本草经》中提出来的。这部典籍成书于秦汉时期。到了宋代，寇宗奭(shi)在《本草衍义》中对四气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药物有香有臭，香臭才是药物的气。至于寒热温凉则是药性，应该把四气改为四性才合乎道理。后来是明代的李时珍给和了稀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寇氏认为寒热温凉是性，香臭腥臊是气，这种说法与《礼记》中的论述相吻合。但自从《素问》一书问世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气味来讨论药物，这样的状况是很难改变的，还是按照这个老习惯吧。

很明显，四气五味是药性还是气味已经不用争执了，问题在于用词的习惯。看来，中医学的名词术语是很难改变其习惯用法的。其实，语言文字本来就是人们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造词用字有时是无定理可讲的，合乎习惯，能够顺利达到交流的目的常常比"合理”更为重要。譬如香臭的问题，汉语对嗅觉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如味觉，明明是嗅觉的任务却分派给了味觉。人们都说香味、臭味，而不说香嗅、臭嗅。于是，辨别香臭似乎成了口舌的任务。另外，明明是用鼻子来感知香臭，偏偏要用个"闻"字，这样一来，嗅觉又混到听觉里面去了。药物的确有香有臭，中药学按照人们的习惯把它并入五味，五味中的辛就包括芳香。至于臭，中医不大重视、很少论述。对煎药时的气味，无论是不是真的好闻，一般都说是闻到药香，从来不说闻到药臭。真是“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

中医论衡，首先是四气五味。所谓四气，即寒热温凉。其实就是寒和热，凉不过是次于寒，温不过是次于热而已。药物的寒热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阴阳：寒凉属阴，温热属阳。只有辨别出药物的阴阳才可能与中医的辩证相对接,因为中医辨证中最重要的就是辨明阴阳。通过“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的辨证的基本规律，医生可以辨明患者所患的病证。然后通过"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治疗原则，将病证与治则对接起来，找到适宜的治法或药物。“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也是治疗用药的基本原则。如果一个病人已经患有上火的病证，还错误地给他服用热性药，无异于火上浇油，必然导致病情恶化。

至于五味，原本是指药物的滋味。中医有药食同源的说法，最初寻找和发现药物是与寻找和发现食物同步的，方法也一样——用口尝。所谓”伏羲氏······尝百药而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无非说明药物的源起与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中的伏羲氏是作为早期畜牧业的创始者，神农氏是作为原始农业的发明人而备受历代人们的尊崇，而他们两个却偏偏又是人们所尊崇的医药鼻祖。

所谓”尝百草”是形象地概括了古人发现和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也是发现和认识食物的过程。不管是食物还是药物，首先是用口尝试。一入口便有了滋味，不同的滋味也就自然被当作食物或药物的分类标准。古人发现药物和食物的滋味主要是辛甘酸苦咸五种，其他还有淡味、涩味。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将滋味附于甘味，涩味附于酸味，所以习惯上一直都称药物和食物有五味。

经过反复的实践，古人发现相同滋味的药物可有相近的作用，不同滋味的药物常有不同的作用。辛味的药物能散能行，有发散肌肤体表的邪气和行气活血的作用。例如麻黄、薄荷都是辛味药。麻黄辛温适于治疗风寒感冒薄荷辛凉，适用于风热感冒。木香、红花也都有辛味，木香行气止痛，红花活血祛病。甘味的药物能补能级，有补益的作用，或缓和药性，缓急止痛(缓解痉挛所引起的疼痛)。例如人参大补元气，甘草缓急止痛，并在复方中调和其他药物的药性，减轻毒副作用。酸味的药物能收能涩，有收敛止许，涩肠止泻的作用。例如五味子能敛汗，用于治疗自汗(清醒时不因劳动、过暖等原因而汗出不止，称为自汗)、盗汗(入睡则汗出，醒后则汗止，即为盗汗)乌梅涩肠止泻，常用于治疗慢性腹泻。苦味的药物能泻能燥，有泻热降火和燥湿的作用。例如黄连、龙胆草清热燥湿。黄连泻心、肝、胃、大肠等经之火龙胆草清热燥湿，泻肝胆之火。人们夏天爱喝的苦丁茶也是利用这个原理来解暑除热的。咸味的药物能软能润，有软化硬结，润燥泻下的作用。例如海藻、昆布、芒硝都是咸味药，海藻、昆布能消散瘰疬(中医把发于颈部、腋下等处的淋巴结慢性感染、肿大叫做瘰疬)，芒硝泻下通便。此外还有淡味药，这类药多有渗湿利水的作用(也就是利尿的作用)。例如茯苓、薏苡仁，药味甘淡，既是药物，也是食物。茯苓利尿，常用于治疗水肿薏苡仁健脾利湿，常用于脾虚泄泻，总之，四气五味是中药性能的概括，反映药物作用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