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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社会心理学

    致力于研究情境的力量，研究我们在特定的情境下如何思考，如何影响他人，如何与他人联系。

2、“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

    认为我们能够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通常将他们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稳定持久的心理特质，也就是他们的性格，或是归因于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并且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归因要么是前者，要么就是后者。

    高估人格因素的力量，同时低估情境的力量的现象，叫做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3、理查德·佩蒂和约翰·卡西奥波的说服双过程理论。

    第一部分被称为中央说服路径（Central Route Persuasion），这涉及到唤起他人的思考和推理来进行说服。当人们对内容感兴趣，并关注于观点的支撑证据时，会容易被信息本身合乎逻辑的内容说服。

    第二部分被称为周边说服路径（Peripheral Route Persuasion），指通过额外的线索对他人进行说服，比如讲话者的外貌吸引力，或是他与你的关系，这其中并不涉及严谨的深思熟虑，更多是一种直觉反应。

4、“登门槛效应”（Foot-in-the-door Phenomenon）

    人们倾向于更容易接受一个相对更大的要求，在他们已经答应了一个相对较小的、无伤大雅的要求之后。

5、斯坦福监狱实验

    道德的行为确实会巩固道德的信念，就像不道德的行为会巩固不道德的态度那样。

    所有这些负面情绪和残忍行为都是情境性的，而这个事实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特定的情境力量能够轻而易举地凌驾于个体的人格差异之上。然而人与人依旧存在差异，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变得屈服和顺从，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

6、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我们会体验到不舒服、不协调，当我们的思想、信念或行为之间出现不一致时，简单来说，我们不喜欢让自己感到矛盾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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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做出可怕的事情？奴隶主、纳粹以及所有那些历史上做出残忍暴行的异端人士，他们为什么能够惨无人道地虐待别人长达如此之久？往小范围来说，为什么那些学校食堂里的恶霸能够如此恶劣地对待其他同学，然后回到家里拍着自己的小狗，给奶奶打电话说生日快乐？

    目前为止，我们学习的重点都在个体本身，我们已经学习了心理学中的许多分支，比如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这些领域都主要研究个体的心理，但我们还有社会心理学，它致力于研究情境的力量，研究我们在特定的情境下如何思考，如何影响他人，如何与他人联系。要回答“为什么人们会做出可怕的事”这个问题，这是最好的工具。

    社会心理学不仅能够带给我们所需的方法和手段来理解他人为何做出残忍的行为，它同样还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做出英雄的壮举，比如，为什么冉·阿让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从而使其他陌生人不会因为被误认为使自己而被捕，为什么纳粹奥斯卡·辛德勒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拯救1000多名犹太人，为什么达斯·维德会把皇帝帕尔帕廷丢进深不见底的反应堆竖井，即使自己会被强大的电流夺去生命。我只能说，对于人性的光辉和黑暗从来就没有简单的答案，显然，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我们也只能较为粗略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但至少我们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让我们先从社会思维（Social Thinking）开始。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变成恶霸或英雄时，我们真正的问题之一其实是“他们做出的这些行为是因为他们性格如此，还是情境所致？”奥地利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在1920年左右，开始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这个理论简单地认为我们能够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通常将他们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稳定持久的心理特质，也就是他们的性格，或是归因于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并且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归因要么是前者，要么就是后者。听来超简单，但分辨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于性格，还是情境所致却是出人意料的困难。

    假设，你在一个派对上看见了布鲁诺，他一整晚都靠在墙边，不与别人交流。你可能会想，他大概是性格比较害羞，但也许根本不是这样，可能平常他在派对上都会十分忘我地蹦跶，但今晚也许他膝盖扭伤了，他正好头疼，或是他才刚看见自己的前女友正和新伴侣出双入对，所有这些都是情境性的解释。

    这种高估人格因素的力量，同时低估情境的力量的现象，叫做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正如你能想象到的，这种错误趋势能严重地扭曲你对其他人的意见和看法，从而导致草率错误的判断。对于跳舞很厉害的布鲁诺来说，这样的判断错误后果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根据一项大学生调查研究显示，每10名女生中就有7名报告出男生会将她们礼节性的友好，也就是基于情境的礼貌性行为，误解为是性暗示。

    我们每天都会选择如何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而我们的选择有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举个例子，我们的政治观点很容易受到归因态度的强烈影响，比如，我们是决定把人们的贫穷、无家可归归因为性格原因，比如这个人十分好吃懒做，还是社会环境所致，比如缺乏公平的教育和机会，反过来，这些态度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反应。激进分子和政治家深刻地明白这一点，他们会利用这个现象，从各种方面来说服群众。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心理学家理查德·佩蒂和约翰·卡西奥波提出了一套有效说服的双过程理论。他们模型的第一部分被称为中央说服路径（Central Route Persuasion），这涉及到唤起他人的思考和推理来进行说服。当人们对内容感兴趣，并关注于观点的支撑证据时，会容易被信息本身合乎逻辑的内容说服。所以，当你正在观看一场政治辩论时，你可能会被候选人的政策主张、他的立场或投票史说服，也就是他们实际的讲话内容说服了你。

    我们都知道说服不仅仅只有这一种。周边说服路径（Peripheral Route Persuasion）也同样发挥着作用，这是指通过额外的线索对他人进行说服，比如讲话者的外貌吸引力，或是他与你的关系，这其中并不涉及严谨的深思熟虑，更多是一种直觉反应，所以你可能会将投票投给特定的候选人，因为你觉得他很萌，或是因为他和你是老乡。当你没有对特定事物投入很多注意力时，周边说服路径更容易起效，这就是为什么广告牌和电视广告会那么容易将人洗脑，所以这就是政治家和广告商，可能也是老板、老师和固执的小伙伴如何通过改变我们的态度来改变我们的行为的。

    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命题反过来也是对的，行为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的态度。你可能听说过一句话“假装你能做到，直到你真的能为止”，意思是，如果你在实际上很悲伤的时候努力微笑，强颜欢笑的动作本身会逐渐调整你的态度，直到你的心情真正变好。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自欺欺人，但这同样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来说服别人。

    它一般在逐渐递进的条件下最为有效，通过心理学家所说的“登门槛效应”（Foot-in-the-door Phenomenon），人们倾向于更容易接受一个相对更大的要求，在他们已经答应了一个相对较小的、无伤大雅的要求之后。就像达斯·维达并没有一夜之间就从阿纳金变成黑暗尊主，他是一步一步被引诱至黑暗面的深渊的。通过一系列逐渐放大的行为和态度改变，帮我这个忙，做这个任务，杀掉这些学徒，炸掉这个星球！一件件小事逐步演变成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突然之间，维达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念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量的实验证据表明，道德的行为确实会巩固道德的信念，就像不道德的行为会巩固不道德的态度那样。关于这点，最好的例子大概就是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年，斯坦福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和他的团队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招收被试自愿参加一个为期14天的实验。在筛选了大约70份申请之后，24名身心健康的男性大学生被选出参加这项研究。由于实验带来的不便，每名被试每天会获得15美元。被试并不知道这项实验的真正目的，只知道实验的内容是要模拟监狱中的情境，由抛硬币决定，一半被试被随机选为囚犯，另一半被试则是警卫。扮演警卫的被试被告知实验的目的主要是研究囚犯的行为，扮演囚犯的被试没有获得其他任何提示，只知道自己会被警察逮捕，然后投入监狱。除了这些，两组被试都没有收到任何特别的指示。

    津巴多想要观察两组被试如何适应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于是，在帕罗奥图市，夏天某个宁静的周末，真正的警察冲进了扮演囚犯的被试的家，以抢劫的罪名将他们一一逮捕，关押进监狱。囚犯被搜身，拷上手铐，由警察宣读了他们的权利。在警署中，他们进行了正式登记，然后被蒙上眼睛送进牢房中，全身上下只穿着一件医院病号服。研究人员花了很大的心血来保证整个过程与现实一样逼真，所以他们才会使用真正的警察来实行逮捕，然后再将囚犯转交给由实验被试扮演的假警卫，所以从最开始，这个角色扮演实验就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真实。实验最开始进行的逮捕、画押登记、被扒光搜身以及等待，这些羞辱性的创伤已经使一部分囚犯被试退出了实验，一些囚犯只坚持了一个晚上，情绪就崩溃了，不得不中途退出。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尽管警卫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只要不对其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但警卫与囚犯两方的冲突很快就变得残忍，敌对和惨无人道，警卫大声呵斥侮辱囚犯，发号施令，只叫囚犯的编号，让一些囚犯关禁闭。囚犯内部开始发生分裂，有的人反抗，有的人仍然表现地很被动，仿佛他们自己活该被这样对待。情况变得失去控制，实验只持续了6天就被迫终止，假囚犯们获得了解脱，然后有趣的是，假警卫却仍然感到很愤怒。幸运的是，每个参与这项实验中的人都从监狱情境中成功脱离出来，回归正常。

    所有这些负面情绪和残忍行为都是情境性的，而这个事实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特定的情境力量能够轻而易举地凌驾于个体的人格差异之上。尽管永远不可能通过今天的道德标准，津巴多这项著名的研究在今天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它赤裸裸地揭露了权利和腐败的本质。

    然而人与人依旧存在差异，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变得屈服和顺从，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很多人冒着自己生命危险在二战时帮助犹太人躲藏，帮助奴隶从地下铁路逃跑，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时保护图西族难民的安全，或是拒绝服从或参与他们不认同的行动。一些人可以，也确实抑制住了自己黑暗面的入侵，即使是当身边的每个人都愈发变得丧心病狂。然而事实是这些人只是少数。

    所以，为什么消极的行为和态度那么容易被合理化，为什么激发积极的行为和态度是那么的难。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给出了一部分解释，这是心理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费斯汀格的理论始于这样一个观念，我们会体验到不舒服、不协调，当我们的思想、信念或行为之间出现不一致时，简单来说，我们不喜欢让自己感到矛盾和困惑。

    举个例子，如果布鲁诺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但突然有一天，他在一次小型车祸中揍了自己的朋友一拳，他可能会体验到一定程度上的认知不协调。所以，根据费斯汀格的理论，布鲁若会设法减轻这种不适感，通过调整自己的观念，从而使自己的信念变得与他的所作所为保持一致，比如告诉自己“看来，归根结底我并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也许我实际上就是一个恶棍”。另一方面，他可能会缓解这种内部冲突，通过改变自己对于当时情境的看法，他可能仍然会相信自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但意识到是异常的情境引发了异常的行为，比如他那天心情很不好，而那辆车又是他妈妈的新车，或者他的朋友实在很可恶，简直讨打。这样，他就可以依然保持自己本来性情温和的样子。

    这其实是一个反向的基本归因错误，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这是将人的行为主要归因于环境，而不是他的人格本身。重要的是，这种“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想的”之间的不匹配会产生紧张不安的情绪、认知失调，而我们倾向于想方设法缓解这种紧张，这是使阿纳金转变为达斯·维达的力量之一。然后，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还能再变回阿纳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