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作为《红楼梦》的资深研究者与爱好者，其创作深受这部古典巨著的影响。他对《红楼梦》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并非简单模仿，而是一种深层的、创造性的转化与融合。
一、 宏观叙事结构与美学精神：“盛衰对照”与“苍凉感”
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借鉴。
《红楼梦》的框架：以“贾府”这个大家族的由盛转衰为背景，构建了一个“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的宏大悲剧框架。故事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极盛与“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极衰之间展开，形成了巨大的美学张力。
白先勇将这种“盛衰对照”的结构应用于整个时代和漂泊的群体。
《台北人》标题本身就是一种盛衰隐喻。书中的角色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而是从大陆流落至台北的“遗民”。他们每个人的过去，或在上海，或在南京，皆对应着《红楼梦》中的“盛景”；而他们在台北的当下：褪色的姨太太、落魄的将军、迟暮的名伶……则对应着“衰景”。小说通过今昔对比，写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衰败，更是一个时代（民国）的终结和一代人的集体乡愁。
《孽子》：以台北新公园这个“黑暗王国”为核心，描绘了另一个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家族”的悲欢离合。其悲剧性同样源于社会、家庭和个体命运的沉沦，继承了《红楼》的苍凉底色。
两者都弥漫着一种深沉的“苍凉感”和“宿命感”。无论是曹雪芹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还是白先勇的“一切都过去了，时间又流走了”，皆表达了对繁华易逝、时光无情的深刻体悟。
二、 人物塑造手法：“群像塑造”与“性格悲剧”
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群像：《红楼梦》塑造了上百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构成了一个“女儿国”的悲剧群像。
白先勇的《台北人》同样如此。14篇短篇小说如同14幅肖像画，共同拼凑出一个时代流亡者的集体画像。尹雪艳、金大班、朱青、钱夫人……她们身份各异，但共同承载着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失落，构成了“台北人”这个悲情群体。这完全继承了《红楼梦》通过个体写群体的手法。
复杂立体、善恶交织的人物性格：
《红楼梦》中的人物绝非脸谱化的好人坏人，如宝钗之“冷”与“慧”，黛玉之“痴”与“尖”，凤姐之“毒”与“才”。
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同样复杂。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世故泼辣却又在最后时刻对年轻舞客流露出一点真情与怜悯；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憨厚忠诚却最终因执念走向毁灭性的爆发；朱青从先前的清纯到后面的“放浪”。这些人物其悲剧根源往往在于自身性格与不可抗拒的命运、时代洪流之间的冲突，深得《红楼》人物塑造的精髓。
三、 具体艺术技巧的化用
意象象征系统的运用：
《红楼梦》有“通灵宝玉”“风月宝鉴”“杜鹃啼血”“落花”等贯穿全书的深刻意象。
白先勇的小说也构建了丰富的意象系统。
杜鹃花（《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象征王雄扭曲、炽热却又无法实现的乡愁与情欲，最终化为“血一般红”的悲剧结局，与“杜鹃啼血”的意象异曲同工。
镜子（《游园惊梦》）：钱夫人在镜中看到自己衰老的容颜，恍惚间穿越回过去的繁华盛景。这与“风月宝鉴”的功能何其相似，一面是残酷现实，一面是虚幻过往，照见人生的虚妄。
京剧《游园惊梦》与昆剧《永远的尹雪艳》：戏曲不仅是背景，更是重要的象征。《游园惊梦》中“牡丹亭”的唱词与钱夫人的心理活动交织，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深化了“恍然一梦”的主题。尹雪艳永远不变的容颜和公馆，就像一个永不落幕的舞台，上演着别人的兴衰，她自己则是一个冷静的“看戏人”。
“戏剧化”的场景与细节描写：
《红楼梦》擅长通过大型宴会、诗社等戏剧性场景（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宝玉挨打）来集中展现人物关系和推动情节。
白先勇深谙此道。《游园惊梦》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场宴席上，通过钱夫人的视角，将眼前的情景、过去的回忆、心理的波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堪称现代小说中运用“戏剧场景”的典范。《永远的尹雪艳》中，尹公馆的宴会也是观察各色人等的窗口。
语言风格：古典韵味与现代白话的融合：
白先勇的语言既有现代白话文的流畅清晰，又融入了古典文学的韵味和节奏。
词汇与句式：他常使用一些文雅的词汇和略带文言色彩的句式，使得文字显得凝练、含蓄而富有诗意。
对话艺术：人物对话极具个性，并能精准反映其身份、背景和心境。如金大班的市井泼辣语言，与《红楼梦》中凤姐、刘姥姥等人的语言一样，闻其声如见其人。
创造性继承而非简单模仿
白先勇对《红楼梦》的借鉴是全方位、深层次的。他并非生硬地套用古典小说的形式，而是：将家族的衰败感升华为时代的飘零感。将“闺阁昭传”转化为对边缘人群（流亡者、同性恋者）的深切关怀。将古典意象与现代心理分析相结合，挖掘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
白先勇抓住了《红楼梦》最核心的美学精神——对逝去之美与时间的哀悼，并用现代小说的技巧和属于二十世纪的题材（战争、流亡、身份认同）将其重新表达出来。因此，他的小说成为了连接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现代文学创作的桥梁，让《红楼梦》的艺术生命在当代得到了精彩的延续和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