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个木头 选自《熟人俗事》
1
小时候，人家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都宁愿说出我是杀猪家的，也不愿意道出父亲的名字，因为父亲的名字更像是一个不好听的外号——贼目。
我问过母亲，这名字确实是外号，但叫开后户口本也就落上去了。直到有一次回祖屋祭祖，从爷爷的牌位上看到了父亲真实的名字，一个尘封六十年未开启的名字——林俊修。这时候我也释然了，父亲一辈子操持着像他外号一样粗糙且平凡的劳作，但都能散发着他那股心灵手巧的聪明才气和乐观积极面对困难的沉着品质。
我一直不清楚父亲啥时生，具体啥时候走的，只知道个大概。直到2020年暑假带小孩去武夷山路过漳浦，回新港城看了一下母亲，才从母亲口中得知。
父亲也从来不讲他的身世、童年和他的成长经历。我爷爷脾气不好，经常骂人，我爷爷个子非常高，而我奶奶个子很矮，他俩走得早。据说他俩过世时，我爸爸大概九岁，大姑妈十三岁，另外两个小姑妈都很小。他们就开始流浪，经常去的地方就是父亲舅舅家，杏仔村的，离我们村很远，最小的姑妈给杏仔村的一户人家当童养媳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熬过来的，如何成家立业的。
在我的印象中，他整天忙碌着，晚上挑着担子到隔壁村去与其他屠友分一腿猪肉来贩卖。夏天是凌晨三四点出发，六点左右回来，然后在间门兜摆摊。冬天是吃完晚饭抽一会烟，就挑担子出门，晚上十一点左右回到家，然后把猪肉放在餐桌上，由家养的那只三脚猫在一边看着老鼠到天亮，父亲吃完猪肝面线或梅头肉汤就去间门兜摆摊。生意好的话，不到九点就卖完肉了，父亲不会闲着，他放下猪肉担子，扛起锄头就往田里去了。直到中午十二点，他才扛着锄头，光着脚，裤脚一脚高一脚低，蓝色的裤子用灯芯绳系着，被晒褪色的蓝色衬衣敞开着，黝黑的胸膛和小腿，抽烟熏黄的牙露出来满脸笑容地回家。
2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屠夫，我是卖猪肉家的。
父亲一直在卖猪肉，从两块多一斤卖到五块多，据说有三十七年，直到心脏病严重了，没法熬夜挑担子才把这生意交给我姐夫。所以介绍我是谁家孩子时，我只要说我是卖猪肉家的，大家就知道了。
父亲的屠友遍布古雷南部，岱仔村的阿贰、辉洲和大头连，下垵村的阿光、大肚红明俩兄弟，人家头村的跛脚坤叟、潘九俩兄弟，城里村的大胡须文卡、文成俩兄弟，杏仔村的臭汗脚宜通。
我们村不到三百户，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要不是逢年过节、祖先祭日、外地亲戚串门、结婚生子，谁家能天天买猪肉吃呢。淡季时候一天最多卖掉一腿肉，那些猪腰、猪心、排骨除非有人提前预定才敢分回来卖。在屠宰特大猪的时候，都是需要提前谋划好的，需要谁来一起分猪肉，大家都义不容辞互相帮忙。如果是到我们村宰猪，外地的屠友要和我挤一床过夜，我那时候都苦于他们的脚汗味。但他们的到来，也给我很多乐趣。坤叟是很有才气的，个子小小的，一只脚跛了，走路拐得厉害，但骑自行车卖猪肉是很麻利的。他经常哼唱民谣给我听，我至今还能记得“望春风”里的“船头哭三声，君你要启程”。还有媲美诗经的“市井诗”：“番薯好种窜过沟，公子娶妻别人兜”，“杨梅开花白波波，凤梨开花人看无；人说我和哥哥好，心肝想有嘴拗无”……
平时摆摊我们是不需要去帮忙的，只有到了大节，特别是春节，基本要从大年二十六开始忙起，父亲专门杀猪，杀完猪清理完交给我们摆摊。到大年二十八，大概要杀十五六头左右。过年很多家要还愿都需要连蹄的猪肉，一头猪四只蹄子，怎么办？父亲想出一个办法，平时没人愿意买的猪脚，存放好，到春节时用红绳和猪肉缝起来，权且当作连蹄猪肉。大肠也是紧俏的，都靠平时腌存起来的，只有这样，才有家家户户的红色大肠糯米。
杀猪是惊心动魄的。
为了稳住猪，需要弄点吃的到猪槽，引猪出来吃食。趁着猪埋头大吃时，伸出铁钩子，钩住猪下巴咽喉部，紧抓不放，用力扯出猪圈，一个人揪住猪耳朵，另一个人揪住猪尾巴，往前推赶，几个人合力把猪扛上大板凳，按趴着，把猪头伸出板凳，退出钩子，猪头下方放好盆子，盆子放点清水，长长的杀猪刀往咽喉部斜插进去，随后猪血喷薄而出，猪做最后的挣扎，四脚奋力乱踢，大小便失禁，到最后的小声呻吟，宣告猪一生的结束。
水烧开了提出来！随着父亲的一声令下，主人家立马把烧开的大锅开水合力拎出来，父亲快速用舀水勺子舀起开水，往猪头上浇，浇了几遍后，用手试着拔下猪头上的猪毛，如果火候差不多了，就开始把猪扯到大木桶里，用剩下的开水泡猪脚和猪身子了。褪毛最关键的就是猪头和猪蹄部位，其它基本是开水一浇，刀子一揩，基本干净。
褪完毛后就是开膛剔骨了。洗净后的猪又被扛到洗净后的大板凳上，这次是四脚朝天放着，换一把刀开始划开五花肉的地方。猪头和大骨那时候价格是很低的，为了弥补这损失，猪内脏是屠夫们应得的，鸡冠油主人家要购买回去。
可以说整个杀猪过程基本到了尾声，最后的翻大肠应该是个花絮了。先把大肠里的粪便倾倒到粪桶里，一副大肠好几米，需要截成几段，冲洗过后就开始分段翻了。先抓住一头，揪开大肠，往里面吹口气让其鼓起，加点水，然后把大肠端部往里面塞。在自身重力和吹进去的空气指引下，手到哪大肠就翻到哪，大肠翻到哪手就到哪接着，像极了魔术秀。你买到的大肠其实已经被翻过了，小肠是不用翻的。
3
父亲不识字，他的内心有一本人生大账。
父亲卖猪肉从不缺斤短两，谁家有个小孙子孙女的，也会多切点猪肝、瘦肉添上去。每当开学时，就有很多村民到家里和父亲预支猪肉的钱，先给钱好让他家孩子读书，年底猪卖了再一起扣除。而我们家呢，每次开学好几天了，我还在家里哭着，因为没有钱报名读书。期中考了，友生校长让我们留堂，催着我们缴学费。小学五年，我们都没有买过一件校服，六年级时候作文竞赛一等奖才让我如愿以偿地穿上短袖的校服。
父亲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几个字，他卖猪肉很多时候不记账的，全靠脑袋装着。但有的人会耍赖，有些账就是不认，父亲也没发什么火，只是沉默着，任由母亲在边上念叨着。后来父亲也开始记账了，写的字比我还好看，很多人名都是准确无误的，我实在佩服他，他不是不认识字，是觉得一个村的，就那么点钱没必要记账。有次，父亲回家和我们笑着说：文卡小学毕业都不会记账啊，什么“仁员”竟然画着一个人一个圈！到了后来，我志明叔叔花了好几天帮父亲把多年来的猪肉账整理出来了，直到父亲去世时，有些账欠了几十年还是没有人来清的。
父亲不记账也不算账，他把卖猪肉的钱放在席子底下。我之前经常看到席子底下铺着浅绿色的五十和灰蓝色的一百。初中的时候母亲说要盖新房，父亲说咱家也没什么钱，哪里盖得起啊？结果母亲拿出一万多块，硬生生盖了三间平房。这些钱是母亲平时从父亲的席子底下淘出来的，父亲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家三兄弟加上我姐姐都知道钱放在哪里，大家都和我家那只三角猫一样，对这从来不动歪心思的。
4
父亲是闲不住的人，山海田都有他的身影。
碰到下雨天或者村里大节过后，生意不好时，父亲会在家里泡会茶，抽会烟，然后找出柴刀，开始剖竹子，一层一层的。这是谁家交待做的竹筐，那是谁家交待做的竹篮。每次我想上前去学编竹筐，他都连忙摆手，学这没用。在村里，别人家都是几个兄弟出海捕鱼、养殖海带、紫菜、扇贝等，这才是海边人的正经头路。而父亲竟然靠一把杀猪刀养活我们一家人，还供我们三兄弟上学，在堂叔他们眼里，这家伙真不要命了，这么好的时机怎么还让孩子读书呢！
父亲是养鸭子高手，人家是三岁看大，他是从刚出生的小鸭子就看出1个半月后的鸭子的大小。旧镇有位贩卖小鸭子的（名字我还记得，叫建设）路过我家，那时四五月，天开始热了。父亲热情招呼建设叔喝水，吃午饭，还帮忙把鸭子放到地上，帮忙村民挑选。我问父亲，刚出生的鸭子怎么看好坏。他说没有好坏，就怕买到水鸭，水鸭长不大，养到老也差不多一斤重，要脚掌大的、鸭嘴大的、骨骼大的就容易养大。为了重阳节，父亲都会养3-5只鸭子，每天用我出去田里翻回来的小红薯填鸭，直到重阳节，家里的鸭子最多剩两只，不是填死的，是被人偷了，父亲好像每年都准备好一样。他说，这证明我们家的填鸭好吃啊。卖鸭苗的建设叔每年都会来几次，桃子熟的时候带上一大麻袋桃子，可把我乐坏了。
每当别人叫父亲海贼时，母亲是非常生气的，在母亲眼里，这外号是在欺负我们家。六年级时候，小火炬杯数学竞赛集训安排在邱德老师家里，邱老师的爱人就是我远房的姑妈。每次说起父亲，厚酣（听大家这么叫远房姑妈的名字）姑妈都用海贼指代我父亲，她说海里没有我父亲搞不到的东西，什么虾蟹、鲈鱼、白鳝、沙虫、乌头鱼等等。原来海贼还有这样的意思啊。
我记得我五岁左右，和哥哥一起送午饭给父亲，他在后埭滩涂那边翻沙虫，我陷在泥中出不来哭了一阵，记忆犹新。一天六七斤沙虫，我不敢吃新鲜水煮的，只敢吃晒干烤熟的。那时一斤沙虫干卖到几十块钱，这也是我们读书的一部分经济来源。
父亲会算潮水，出海捕鱼的老一辈人都会算，听我母亲说起，父亲以前也是出海捕鱼的。有次出海捕鱼遇到台风，父亲漂流到东山或更远的地方，三天后才回到家。从那以后，母亲不让父亲出海，也就开始杀猪卖猪肉了。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不允许下水游泳，也就成了泡在海水中的旱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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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讲究但不将就，不管风雨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
也是差不多那个时期，村前海岸边有一排鱼池，我们家有两个。冬天里，父亲算着潮水，然后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大茶，就到海里网鱼苗，育鱼苗倒不赚钱，就是那大茶猪油葱香让我一辈子忘不了，每次想到大茶就能想到父亲。
父亲也是一名厨师，民间传统厨师，我是这么认为的。红白喜事，除了做菜，他会帮忙款好一切祭祀用品，教大家一些礼数，俨然成为村里的大头家。大全哥结婚时，父亲是去帮忙的，我也顺带去，第一次吃酒席，也没有上桌，就是吃了一个父亲亲自炸的酥饺和一些出完菜剩的边角料。父亲虽然是厨师，但家里的饭他基本不屑做的，而且每次吃饭都是一脸嫌弃地说：一碗田螺九碗汤。母亲老是回答：不好吃也不是都吃那么多年了。春节父亲会亲自下厨，荷兰豆、沙虫蛋汤、猪蹄炖墨鱼干、白切填鸭、蒸鳗鱼……至今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
父亲喜欢吃香蕉、凤梨。他也会教我怎么挑香蕉、凤梨、荔枝、桃子、李子。父亲是吃了半个凤梨胃大出血的，从那以后他不再吃凤梨了，也戒了烟，黝黑的脸一下子白胖了许多。
小时候，不管自己考多少分，排第几名，拿什么奖状回来，父亲是不会多看一眼的，更不用说什么鼓励之类的。这一切就像是义务教育一样，本该这么样，没啥好说的，我那时是这么想的。所以家里的活、田里的活、海里的活、山上的活我都不能落下，这些也是义务教育的一部分。考上大学时，父亲更是沉默寡言了，只有母亲到处找人借钱，回来哭红着眼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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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刚去上海读书，父亲脑血栓摔倒住院病危。当我从上海赶回来时，他已经出院搬到家里大厅搭的简易床上了，打着点滴，闭着眼睛，只有混乱短促的脉搏。我和他说话，他没有声音，没有睁开眼。他知道我回来看他了，因为他眼角流泪了。母亲告诉我，父亲他在医院清醒时和病房的人聊天，一直还在为我考上大学的事高兴，连说了几遍，我二儿子考上某某大学，我家二儿子考上某某大学。我终于做了件让父亲在临终前都感到幸福的事！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了，我一直在按他的教导，做一个善良的人，对人真诚的人，敬业的人。
我试着用一首打油诗总结父亲短暂又漫长的六十年：
毕生劳碌六十载，音容笑貌今犹在；一把猪刀仨书包，全靠灯芯当皮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