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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书童在浏览亚马逊网站的时候，看到了一本很不错的新鲜荐书。这是一本读了就放不下的书，Amazon评分4.4/5，Goodreads评分 4.3/5。

一经出版便收获英美日三国读者齐声好评：“没有人更适合写这个离奇悲剧”，这是“一个值得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应该被拍成纪录片或纪实电影”。

这本书就叫做《巨浪下的小学》，与《聊天记录》《一切皆有可能》角逐，因“新闻性和文学性高度结合”获福里奥文学奖，被誉为“灾难新闻写作未来的经典”。

这是一部灾难启示录：他们创造了滴水不漏的防灾体系，却葬身于这张精细的网。

这是一次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也是一个撕开日本社会精致表象的心碎故事。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与核泄漏，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灾难。

这场大地震致使1.8万人遇难，只有75个孩子在老师的看护下仍不幸身亡，但其中竟有74个孩子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川小学。

为什么在全境其他学校都获救的情况下，只有这个学校没有幸免于难?悲剧本可以避免，但仅因微不足道的疏漏，84名师生葬身于巨浪之下，严密的系统和秩序成为吞噬生命的怪兽。

英国记者帕里花费6年追踪调查，还原这场令人心碎的灾难全过程，挖掘出日本秩序井然表象下暗藏的致命缺陷——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

“日本为民众编织了一张舒适、温暖、令人麻痹的顺从之网，从中挣脱只会让人感到不安。”无名无姓的系统吞噬了有血有肉的孩童，真正的“负责人”却从未承认错误——这样的灾难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

一旦发生不幸，有些社会的第一反应就是掩盖真相。对于这样的社会而言，《巨浪下的小学》是发人深省的一堂课。今年，你再也不会读到比这本书更好的非虚构故事。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精彩书摘吧!

关于东京，你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不会在原地存在太久。

每一个到日本的人在抵达后的几天内就能获得这一信息。

我的朋友会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话题——大家都乐于把这个可怕消息告诉初来乍到的人，一副很享受这种恶趣味的样子。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会以一种兴高采烈的语气谈论这件事，丝毫没有警告之意，或流露出任何恐惧之情。人类大规模死亡，城市被摧毁，这些都是早餐时精彩的谈资，地震并不比一场急剧的阵雨或不合时宜的降雪更牵动人心。

福岛核泄漏“禁区”

人们普遍认为，在未来几年的某个时候，一场强震将撼动东京，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将被摧毁，地震还将引发火灾和海啸，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原因很简单。几百年来，每隔六七十年，关东平原就会遭遇一次毁灭性强震，而东京、横滨和川崎所组成的特大城市圈就在该区域内。最近一次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夺走了14万人的生命。然而地震学家指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过去东京地区发生的地震起源于不同的断层，拥有不同的重叠发生周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几百年的样本观察期都太短，不足以推断出一种模式。但是，出于一些微妙的原因，他们也都认同这个结论：大范围的破坏不可避免，而且从地质学角度而言，这场大灾难正一步步逼近。

2012年，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未来可能有一场发源于南海海槽的地震和海啸，届时中南部太平洋沿岸将有约32.3万人失去生命，同时还将有约62.3万人受伤。

这不是什么怪人或激进分子的猜想，而是日本内阁认真研究的结果。这可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政府机构，本能地反对任何危言耸听。它已将日本现存的许多预防和保护措施考虑在内——坚固的建筑和海堤、常规疏散演习。虽然如此，结论还是坦白得令人大惊失色：

随时可能发生的南海海槽地震杀死的人，或许比4次原子弹爆炸加起来还要多。

2011年 日本东北大地震

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下是什么感觉?那些生活在地震威胁下的人都在想些什么?

每隔几天我的脑子里就会反复出现这些问题，有时甚至每隔几小时就出现一次，尤其是当我踏足这座城市新的或不熟悉的区域时。无论是坐在行驶在高架高速公路的汽车里，还是穿过地下购物中心，你都会忍不住问自己——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担心——要是现在发生大地震怎么办?立交桥下的桥墩够结实吗?那个玻璃窗撑得住吗?那座旧楼顶上生锈的大水箱会变成什么样?寻找住所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格外重要。问题一：这个公寓是否交通方便、设施齐全、价格合理?问题二：当地面开始震动，它会倒下来把我压死吗?

答案是否定的，几乎所有现代建筑都是如此。2011年3月的那场灾难后，人们对地震的焦虑居然反而因此有所减少。即使是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城市仙台，仅由地震导致的破坏竟然都十分轻微。一些窗户有裂缝和破损，车站大厅的天花板部分坍塌。在城市边缘地区，老房子的地基出现塌陷和滑坡，尤其是那些建在山坡上的屋子。可是地震没有引发大火，大型现代建筑物也没有岌岌可危，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没有遭到明显破坏。

换句话说，在一场由地震引发的灾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受害者是死于地震本身。其中超过99%的受害者，大约100人左右，都是淹死的。

想要在海啸中活下来，光是躲在坚固的建筑物中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足够高。地震发生时，开阔的地方——比如一片整洁的海滩——是最安全的。而面对海啸时，出现在这种地方就是自寻死路。当一种威胁消失，而另一种威胁隐约可见时，人们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但从结果而言，整体上的安全感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动。那些在2011年3月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只不过改变了对地震的想象——大火和直接伤害转换成了溺水身亡的新画面。

日本2011年3月11日发生强震，引发海啸 图/路透社

我居住和工作的建筑物很坚固，而且地势都比较高。我的家、办公室和孩子的学校或许会摇晃得很厉害，也会受损，甚至变得不适合居住，但它们不太可能倒塌或被淹没。日本的财富和先进技术使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能更好地抵御灾难。

可是，个人的安全完全取决于灾难发生时身处何处。

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东京吃晚饭，饭后朋友便开始讨论如果发生大地震，身处何处最糟糕。有人说是东京的单轨铁路上，那是一条细长的钢筋混凝土铁轨，从机场开出的火车沿着高高在上的铁轨，滑行经过东京南部的各种化工和石油储藏罐。另一个人则设想了被困在地铁里的情形，身陷坍塌破碎的隧道，四周一片漆黑。而我恐惧的，则是横跨宽阔马路的人行天桥，下面通常有六车道高速公路，上面则是高架快速干道。不过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我们所在的餐馆。它位于一栋狭窄破旧建筑的八楼，房间里灯光昏暗。操作台后面，厨师正愉快地向一个平底锅里倒油，锅里突然窜起一英尺高的火焰。餐馆里的隔墙、门以及我们坐的坐垫都是木头、纸和灯芯草做的。

日本街道 图/pixabay

记者彼得·波帕姆曾问：“大家都知道自己某天可能会被活活烤死，被毒气毒死，被山体滑坡掩埋，或是被埋在自家屋檐下，可他们为什么没有因此更加苦恼?”

在东京，时不时就有人抛弃这座城市，或是失去理智，或是自杀，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人因为相同的理由做着同样的事。可是，没有人因为地震而发疯。

为什么没有?当生活中时刻存在这样的不稳定因素时，会对潜意识甚至灵魂有什么影响?

18岁时，我第一次来到日本。当时我是为了寻求新奇和冒险——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体验地震这样的刺激。但它们反过来也向我解释了这座城市的一些情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不会说日语，在日本也几乎不认识一个人。

东京如此巨大，同时又难以理解，与我的孤独产生某种共鸣。于是我离开在海边借宿的日本家庭，在东京市郊找到一个房间容身，并在一所英语口语学校找了份工作。我会在早上通勤的火车上抱着一本日语教科书学习那些表意文字，晚上则在门口挂着红灯笼的酒吧跟新朋友聚会，其中大多数是像我一样的外国人，大家都来去匆匆，无拘无束。

在回家的末班车上，我会与同车的日本女孩互致微笑。那时日本的“泡沫”经济正接近巅峰，东京当时曾短暂地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城市。在金钱的作用下，老街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钢筋玻璃构建的新世界。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光鲜亮丽，令人眼花缭乱，同时又脆弱得如一张薄纸。我兴奋得难以自抑，感觉这座城市真的在颤动，而且随时可能倒塌。了解到这种颤动随时可能成为事实，似乎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同一时期，波帕姆曾写道：

“东京人的生活基调和活力，源于对危险的敏锐意识，绝不是对危险的迟钝反应。他们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而且那是这个世界上正常运转的机器中最为精密的一台，而认识到这台机器正悬在深渊之上，又让这一满足感呈现出一种近乎色情的扭曲。”

他最后总结道：“东京是一座自救无望的城市，它在相当深刻的层面上接受了毁灭和死亡，其他城市只有在面对核噩梦时的情绪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地震已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但随着年龄增长，它的意义也有所改变。年轻的时候，一想到东京不可避免的厄运让整座城市充满无常气氛，我就兴奋不已。但那种一切都将崩溃、中心无力支撑的感觉，不过是一种不成熟的想法：在现实中，这种紧张和不安当然不是因城市而生，而是来自我的内心。

“地震”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即平庸地死亡的必然性。

我们不知道它何时到来，但我们知道它终将到来。我们以周密巧妙的预防措施来避难，但最终不过是白费力气。即使不去想它，它也牵动着我们的思绪，不久之后，它似乎就定义了我们的存在。这种死亡最常发生在年长的人身上，但当它也带走年轻人的生命时，我们看到了它最残忍的一面。

《新共和》评价这本书时说：“劳埃德·帕里的叙述实在令人难以忘怀，读完后也仍然长时间烙刻在心中。”

《卫报》说：“作者用电影的手法重现了整个悲剧，让人不禁想起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

所以，这本书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