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寔伎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⑥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⑦沿乎此，因物⑧成务⑨牵乎彼？沿乎此者，醇⑩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
【译文】
对于工匠们来说，制作车子的人，害怕的是有钱人太少；制作弓箭的人，害怕的是人们不互相伤害。他们这种想法岂是出于什么爱憎之情？很明显，这是他们的职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就不难理解，现在那些精英文士、奔走天下的人们，看那些纵横谋略之书，盼望的就是诸侯纷争四起，天下变乱；在兵法上下功夫，就开始希望社会发生动荡。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地探究这种现象的根本，一方面又担忧最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于是写了《春秋》这本书，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从一开始，就预先有所抑制。这是圣人著书的根本用意所在。
然而根据圣人的意思制定政策来治理国家，政策本身存在的弊端必然会慢慢引起乱子。如果到了出乱子的时候，那又将怎么补救呢？所以，统治天下和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政策一直沿袭不变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礼法都不同，春秋五霸各有各的强国方法。他们并不是有意要跟别人反其道而行，都是想方设法在弥补政策中的弊端。正因如此，国家看上去风貌差不多，但治理的方式绝对是不一样的；敬仰的圣人先哲风格相似，但一代代君王的名号和名声却都不相同。这难道不是因时因地设置教化，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去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的道理吗？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由社会条件决定；在按照以往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者成就霸道，也要由社会发展情况决定。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了解事情发展的规律，做大事都需冷静分折，方可成就一番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