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局长写红书
老局长林伯轩，与我是同乡。他的大儿子国生，跟我自小玩大，这些年来又三天两头见面，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我跟老局长林伯轩接触自然也多了些。我在县级报社当记者编辑，林伯轩也是个文化人，退休之后他重新拾起文学的笔，开始撰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一个个的稿子，就在我这里就变成了一篇篇的文章，经常见于报端。
老局长今年八十六岁，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脚手利索，精瘦的身板却显得精神抖擞。他的文章政治含金量和正能量较高，没有那些庸俗性的内容。前些年他曾撰写出版了歌颂家乡的一个册子，书名是《我爱故乡冯张村》。时隔十五年之后，在迎接建党一百年来临之际，他搜集积累了多年的书稿，定名为《红色冯张》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真可谓：十年磨一剑，老徒又发少年狂。
老局长写红书，很是不易。首先得搜集资料。故乡冯张村，是一个很有红色故事的村子。当年八路军东都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打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向日寇的第一枪，就是从宝鼎的庙前渡口上岸，然后通过冯张村的老县道，再经通化镇的畅村北上的。八路军经过冯张时，乡亲们自发的夹道欢迎，那种激情燃烧的场景在解放后多年，仍被村民们津津乐道。冯张村至今还保留着一段当年八路军走过的老巷道。八路军经过冯张时，撒下了红色的种子，很快村里就有了由荣河地下党领导的党组织。党组织迅猛发展，茁壮成长，形成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抗日力量。他们经常拔炮楼，打伏击，缴弹药，搅的日本鬼子惶惶不可终日。时隔近十年之后，这些力量又为解放战争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在解放荣河和晋南一带县城的担架队里，活跃着一个个冯张村的青年和党员的身影。据记载，还有两个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老局长小时候就经常听父亲和村里的老人讲述这些革命故事，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红色故事激励了他的一生一世。这些年来，退休之后的他本应该颐享天年，可是不把这些红色的故事记录和传承下来，留给后人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和平和幸福来之不易，是他这个老党员最大的，也是终生遗憾。于是，他往村里跑的勤了，他在巷道的影子多了，他找老干部老党员的次数频繁了。他不管人家烦不烦，忙不忙，他不管是三暑天还是数九天，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搜集“抢救”证据和积累资料，要把这份党史完善好。毫不夸张的说，老局长林伯轩这十几年的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终于，梅花香自苦寒来。在三年前他终于整理好了一切资料，走完了艰辛的第一步。然后，他带着老花镜，或是白天茶余饭后伏案疾书，或是不眠之夜挑灯夜战，经过三年的拼搏完成了书稿的初稿。
林伯轩当年当人事局长的时候，就是全县有名的办事认真踏实，处世谦虚谨慎的干部。老了老了，他的作风不减当年依然如此。我是一个编辑，还有一位精于排版设计的同乡，名字叫林志刚，因为关系特殊，我俩就成了他下一步“瞄准”的对象。他的《红色冯张》一书在出版之前的最后的工序交给了我俩来完成。我俩义不容辞欣然接受了。说句实话，我干编辑多年，第一遇到这样“难缠”的作者大叔。我与林志刚同住在县城的北大街，相隔500多米。老局长则住在南街，距离我俩近两公里。两三个月来，老局长成了我俩家的常客。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不辞辛苦的两头颠跑着。早上林志刚家，下午就是我家，早上我家，下午便是林志刚家，不敢说天天如此，但三天两头却是司空见惯。早上我还没有起来，他的电话就来了。下午我还没有下班，他就等我了。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来还给我带了两个大苹果。我哭笑不得地说，好叔哩，你还给我进贡呀？他一段话反复的琢磨反复的变更，一个句子来来回回插前挪后多次修改。样稿打印了一遍又一遍，样书出了一本又一本。我们虽然感到无可奈何，但还是被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和对文字极端负责的责任心所感动着。硬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打磨，老局长的《红色冯张》终于定稿交付印刷厂了。我终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终于，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这个历史性的节日来临之际，《红色冯张》为党献上了一份礼物。而这份礼物浸透了一位老党员的多少心血啊，却鲜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