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河内司马氏（晋朝）是地方上的豪族，是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
2.汉、魏主要的士大夫，其出身大抵为地方豪族。儒家豪族服膺的是儒家的明教。之所以重孝，是因为根据儒家的教义，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亦适用于治国平天下。所谓“国身通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也。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因此，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就成了儒家豪族人物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3.在两汉的征辟制度下，以仁孝礼让著称于乡里，是入世的途径。取士与仁孝礼让或者说与德的结合，遂使名教成为豪族屡世必须奉行的圭臬与赖以自豪的门第标志。豪族往往就是儒门。
官渡之战袁氏虽然失败，但袁绍是后继有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袁绍的失败只表明儒家豪族暂时受到了挫折，后来，他们通过司马懿父子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来了。
4.司马氏能够夺取曹氏的政权，原因有这几个：一是司马懿的坚忍阴毒（本性之残忍，手腕之毒辣），远非汉末同时儒家迂缓无能之士能比。二是司马氏父子得到了豪族强民的支持。三是一些寒族出身的官吏，崇尚与曹氏相同，本属曹氏一党，但后来却改变政治立场，站到司马氏一边，如贾充，陈骞，石苞等。
5.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唯才是举和崇尚节俭的时期过去了，选举变成“门选”，生活以奢靡相高。
西晋统治者爱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做官的目的是“为身择利”，目的只在攫取经济利益，遂使西晋的政治和社会风气，败坏到了极点。弥漫与社会上的，是贪鄙、淫僻之风。在这种风气中，如果有谁要讲治道，要纠邪正，便都被讥为俗吏。政治大坏，危机四伏，于是八王之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