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明走了。这位靠着二锅头和蚕豆粒在浊世里熬日子的五保户，最终在邻居陪伴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烛火。

推开他霉味扑鼻的房门，门边斜倚着一箱未拆封的二锅头，像一具封存绝望的棺椁；电视桌前，几粒未吃完的蚕豆滚落在积灰的缝隙里，似他残破人生里最后的倔强。冰箱门半掩着，一只兔肉早已霉斑密布，绿茸茸的菌丝攀爬成死亡的图腾，而那些被称作“水果”和“零食”的残骸，早已烂作一团黏腻的腐泥，连蛆虫都懒得再光顾。

村干部曾无数次掰开揉碎地劝他：“先把米面粮油备齐了，再攥着钱买酒！下个月接济不上，可没人再借你活命钱！”又带着他去福利院转悠，可他宁可醉倒在臭水沟边，被路人像拖死狗般送去医院，也不愿和福利院里那些老头老太太为伍。那箱未开封的酒，是命运最辛辣的谶语——不是酒瓶空了，而是他的魂，早被苦水泡透了。

“不吃饭可以，没酒可不行。”这句酒气熏天的浑话，是他向命运竖起的中指。清醒时，他要直面四面白墙，却下不去脚的狼藉，灶台上结网的蛛丝，以及胸口那团啃噬心肺的冷；唯有醉倒时，酒精才能替他裹上一层带刺的茧，短暂隔绝这世间的寒。

五保政策喂饱了他的胃，却填不满他精神里溃烂的窟窿。旁人总拿“吃皇粮”打趣他：“您这福分，比土地爷还金贵！”可他只是咧开豁牙的嘴笑，转身又往喉咙里灌了半斤辛辣。

最后一次醉倒在茅坑，他像团烂泥般被人捞了上来。村干部从医院赶回来时，已是凌晨2点。大家再次劝说去福利院，他总算是默认了。可又说:“我家那副棺材我还要用。”村干部正忙着联系失能照料中心，却等来了他咽气的消息。或许，他最后是躺在炕席上，想着终于可以结束了。

从此，村里马路边少了个踉跄的酒鬼，竹林边多了一个新鲜的土包。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重新来过，找到比酒更加温暖，更加真切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