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外公走完了百岁人生

转眼又是元宵节,又该猜灯谜了。《红楼梦》里贾母说:“有做诗的,不如做些灯谜儿,大家正月里好玩。”可见元宵节的灯谜最好是自家人自产自销自娱自乐。在我家,传承这一项风俗的就是外公。每逢元宵节,外公总是做了灯谜发到家庭微信群里供大家猜。2023年到了元宵节还没看见外公的谜语,我便从网上转发了几条。外公连忙感叹:“我今年思维能力差了,到现在没编一条灯谜。”说完这话,几分钟后,有微信聊天记录为证,真的是几分钟,就发出了一串新制的灯谜。

洛神(词牌一)

冲锋战士(词牌一)

风水先生(词牌一)

诉衷情(生活用语一)

我住长江头(四川地名一)

峨嵋、青城(四川地名一)

日薄西山(白头格,河南地名一)

99岁的老人,就这速度还感叹自己思维减缓。所有人乐呵呵地猜灯谜,却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外公最后一次出灯谜了。


“爷爷走了。”2024年2月8日晚上十点多,我在外面跑步,四表弟发来这条微信。国内的时间已经是2月9日上午,农历大年三十了。

我一直称呼外公为“爷爷”,称呼外婆为“奶奶”,是跟着我最大的一个表弟这么叫的。他是我舅舅的儿子,叫“爷爷奶奶”理所当然。我俩年纪相仿,小时候常一起泡在外公外婆家,便一起叫“爷爷奶奶”,长大以后也没有纠正。这既是小孩子的将错就错,更是因为我们关系亲近,情感亲密。

去年11月,外公实足99周岁,成都的家人为他庆祝百岁华诞。山海阻隔,加上这几年国际旅行不易,我和父母都没能回国拜寿。当时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行动自如,思维敏捷,我便总以为后会有期。殊不知却成了永远的憾事。

说起来最后一次在外公身边庆祝他的生日还是他的八十大寿,我填了一首《沁园春》送他。那首小词上阙勾勒了外公一生的经历,下阙描写他的晚年生活。尤其开头几句化用了他的两方闲章以及一个充满寓意的笔名,外公看了很高兴。

暮蜀朝秦,远望长安,惟冀治平。

做文章事业,丹青游戏。

歌《弥赛亚》,站起来听。

几度《日出》,数番《雷雨》,溢彩流光心血凝。

奔波苦,采荒山晚露,野渡秋萍。


华灯,炫耀华庭,映仙鹤松芝彭祖龄。

把两盅淡酒,一杯香茗。

吟诗有韵,调弦忘形。

不待妆成,只须兴起,高唱黑头花脸行。

廿年后,喜老翁老妪,新燕新莺。

直到去世前几天,外公一直活跃在家人的微信群中,每天总会转发许多他看到的趣闻。家人发出的照片和闲谈,他也每每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远游在外者如我,就像仍然时刻生活在他身边一样。如今外公溘然离世,在如此高龄固然算不上出乎意料,但家人后辈一时之间却总还是难以接受。此时再翻看二十年前的这首词,不免生出感慨,便借着这首词回忆外公与我的一点往事,聊寄哀思。

(一)文章事业

外公出身寒微,没有受过太多正规教育,但因缘际会,一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并且凭借自学与实践炼成了一幅多才多艺的好身手。如果说我有一点对文艺的爱好,外公的潜移默化和刻意熏陶当是最主要的原因。

词的开头化用了两枚闲章。外公请人刻了些闲章,用在他写的字上。据他自己说他也画过国画,但我没见过。我见过的只有水彩,大概还有一点油画和水粉。厚厚几本写生簿子,有些是我小时候看着他画的。这些西画自然用不上印,他的印就只在字上用。

第一句“暮蜀朝秦”,将他的闲章“朝秦暮蜀”加以倒装。这枚印外公很喜欢,跟我讲过印文的意思。“朝秦暮楚”本是一句带贬义的成语,改一个字,“朝秦暮蜀”,便客观地总括了外公一生主要生活的两个地方——西安人,年轻时迁居成都,终了蜀地。第二句中的“望长安”是外公的另一枚闲章,语带双关,既寄寓老人赤子思乡之情,又抒发对太平盛世的热情企盼。

外公1949年前后来到成都,解放后便一直在成都劳动文化宫工作。除了策划展览,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还主编过一本《工人文学》杂志。一直写作,便有了不少笔名。“岳塞”是他常用的笔名之一。外公大概跟我讲过这个笔名的来历,但我始终没能理解也就没记住。

退休之后外公在《成都工人报》既当编辑又当记者,还写些杂文。第三句中的“冀治平”就是那个时期写时评用的一个笔名。“冀”字既是姓氏,也作希望讲。老骥伏枥,仍常怀拳拳之心,用此笔名则溢于言表。

这个时期外公已是老人,而我正在懵懵懂懂的年纪,却也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他的文章,听他讲过一些创作心得。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候著名漫画家丁聪与杂文作家陈四益携手创作了一系列“陈文丁画”,嘲讽辛辣,寓意隽永。外公也在报纸副刊开了专栏,与友人合作,由他写杂文,友人负责漫画。外公还别出心裁地给每副漫画加上一阙“打油词”,颇有意味。可惜当年专栏的内容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这种模仿加创新的探索精神我至今记得。

另一件事是某次省里或市里开人大会,外公负责相关报道。《成都工人报》并不是什么大媒体,只是工会机关出版的一份周报。外公为怎么报道这样的大型会议很费了些脑筋。他告诉我,作为周报、小报,不可能跟日报抢新闻速度,也不可能跟党报比权威性、全面性,要想不落俗套就得另辟蹊径。作为工会报纸,外公便把报道的侧重点放在了参会的工人代表身上,凭借工会的优势独家采访工人代表,挖掘独特的素材,进行深入报道。不求全、不求快,而求专和深,切合媒体自身的特点。从这件事我明白了“功夫在诗外”,让我后来的写作得益良多。

外公离开《成都工人报》时,新闻部同事送他一副合照,上面题着八个字“资深记者,我部师长”。我想这绝不只是客套。

(二)歌《弥赛亚》

写写画画,是外公大半生的工作内容,而音乐虽然也在他的宣传和群众文艺工作中发挥过作用,更多的却则是不折不扣的爱好。外公的父母是传教士,他从小在教会长大。得益与此,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颠沛流离中他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西洋音乐并接受了一些启蒙教育。外公常对我说,他在教会长大却没能学好钢琴、没能学好英文,引为平生两大憾事。其实在那样战乱频仍的环境中,哪里有条件去学?

不过机缘巧合,外公在青年时代认识了中国合唱事业的开创者马革顺。马先生长外公十岁,也是从教会唱诗班开启音乐之路。与外公不同的是,马先生先后在中央大学音乐系和美国维斯铭士德合唱音乐学院接受过正规系统的音乐教育。外公与他相识于抗战烽火之中,一度比邻而居,从马先生那里学习了不少乐理知识,还得到一些合唱指挥的训练。

“歌《弥赛亚》,站起来听”,就是记述外公引以为傲的一次指挥经历。韩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是巴洛克音乐的经典篇章,不但是韩德尔一生最重要的传世之作,也是整个西方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弥赛亚》1743年在英国公演时,英王乔治二世亲往剧场观看,当听到其中最著名的《哈里路亚》一段时激动得站了起来,直至曲终方归座。从此以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演出《弥赛亚》,到《哈里路亚》一段时全场观众须起立。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是高难度的合唱曲,外公曾训练合唱队并指挥演出过《哈利路亚》,这是他业余指挥生涯的高峰。

我大学毕业不久第一次出差到美国,在书店里淘到当时国内非常少见的整出《弥赛亚》光碟,回国后送给外公,可把他高兴坏了。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送给他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他虽然喜欢,嘴上却不停地说,我老了,没有多少时间了,这些书在我这里派不上用场。但当他看到《弥赛亚》光碟时没有说这话,而是马上打开他书桌上的光碟机,如痴如醉地听起来。

这台光碟机是外公音乐设备更新换代好几次之后的新宠。我读小学时,他桌上是黑胶唱片和唱机,外加收音机。后来有了一台硕大的双卡录音机,他时常从电台录下各种音乐作品,或是借来磁带翻录。

对于音乐,外公的欣赏口味很宽泛。除了西洋古典音乐和美声歌曲,对于民乐、民歌甚至流行音乐,他也择其善者而听之。在外公的收录机里,我不但听过许多交响乐,还第一次听到了蔡琴的歌。外公说,蔡琴一定有美声的底子,用气非常讲究。

外公还带我听过一次交响乐音乐会,记不清是成都市总工会文工团还是峨嵋电影制片厂乐队的演出。那时候我大概上中学,听音乐会的机会少之又少。外公坐在我身旁,一件一件为我讲解乐器、声部。演出中有一首圣桑的《天鹅》,钢琴加乐队,还有芭蕾舞演员伴舞。外公对芭蕾舞的安排很是不满,说听音乐就应该全神贯注于音乐本身,加上舞蹈,观众的注意力一定会被舞蹈吸引,伴舞就成了喧宾夺主。后来看电视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有芭蕾舞穿插其中,外公看了仍然坚守己见,并不改变他音乐会应该固守音乐本色的观点。

因为外公的言传身教,我时不时听一点交响乐。可惜我一直没有真正懂得音乐,不管听什么都只是当作背景音乐,听不出个所以然。外公却不以为意,说,听点器乐好,纯粹的音乐能开启心灵,老听有词的歌,人会变傻。外公百岁高寿,一直到去世前几天都思维敏捷、记忆卓绝,这里面大概也有音乐的一份功劳吧。

(三)溢彩流光

所有的艺术门类在外公这里大概都是相通的。戏剧、影视也是他之所好。1980年代,文化宫的群众文艺如火如荼,其中也包括话剧演出,门票极其便宜,我印象中有时候甚至是免费的露天演出。外公就在《日出》、《雷雨》等剧目的排演中担任过场记和舞美的工作。那时候我还很小,看不懂,只记得《日出》里面常常听台上演员高呼“小东西”,觉得很有趣。

后来有一次翻看旧照片,外公对着剧照回忆起当年排戏,每一个演员他都如数家珍。谁谁演陈白露,当年是个年轻的姑娘,并不懂得戏中人物的生活环境,导演怎样给她说戏。谁谁被派去演潘经理,刚刚改革开放,连西装怎么穿都还搞不清楚,外公手把手交给他。诸如此类。不论讲到谁,最后总是总结一句,是个好演员,可惜后来不演戏了。

更有意思的是,外公把他做舞美的经验也用到了家里。有一次外公想装一幅窗帘,既要易开易关,又要美观大方,还要有独特的设计感。当年市面上并没有太多选择,挑来挑去也找不出合他心意的式样。外公便自己动手,仿照舞台幕布的原理设计了一幅,绝对独一无二。

要说我跟着外公看过的舞台演出,我能记起来的还真不多,大多是很小的时候跟他去文化宫看的京剧和川剧。可要说电影,我倒是沾了外公的光看过不少内部放映的外国影片。外公是影评协会的会员,后来影评协会跟电影家协会合并,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影评写得越来越少,就没有再参加影协活动。但在我上学和初中时外公写影评还很积极,与许多影人也有交往。作为会员,影评协会每周发给两张内部放映进口电影的门票,我记得是在省邮电厅礼堂。常常是外公外婆一同前去,有时候外公也带我去。

我跟他看过山口百惠的电影处女作《伊豆的舞女》。那时候山口百惠在中国很红,《血疑》差不多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我兴冲冲地去了,但没想到日本电影的风格与电视剧差距那么大,那种淡淡的精致完全不是那个年纪的孩子能够欣赏的。

还有一次周日放映《奥塞罗》,外公提前一周看到预告就激动起来,再三嘱咐我妈,一定让我跟他去看。这是莎翁名剧改编的经典电影,外公怕我看不懂,所以必须由他带我去,给我讲解。我被他说得心痒痒的,想着一定在周六晚上把作业赶完,不能耽误了这场电影。没想到事到临头我却病了,在家发烧,外公和我都为此事唉声叹气了好一阵。

传统戏曲外公也爱看。1990年代电视剧《三国演义》热播时,我在外公面前议论剧情的安排和演员的表现,满以为能引起外公的回应。他那时候年纪大了,已经不太进电影院,把兴趣转向了看电视剧。不料外公并不太感兴趣,对我说,他看过太多三国题材的京剧,再看电视剧就总觉得缺了点意思。

晚年外公加入了一个票房,偶尔唱唱花脸,更多时候拉拉京二胡。他不拉京胡,因为京胡拉得好的人太多,外公便主动选择了京二胡。他拉胡琴我听过,唱花脸也听过,说实话琴拉得比他唱得好,这大概也是他不常唱戏的原因。

我不会唱戏,也不会拉琴,连西皮二黄都分不清楚。不过受了外公的熏陶,我一直喜欢看戏,京剧川剧都爱看,别的剧种也看。除了在电视上、网上看戏,有机会还会到剧场看,可惜常年旅居海外,这种机会不太多。

我现场看过的戏,最大的名角儿是毕谷云,居然是在多伦多看的。那年毕先生77岁高龄,访问多伦多参加一个艺术节,在湖滨剧场演了一小段。那样的年纪,老先生认认真真地粉墨登场,没有选择讨巧的唱段,而是以花旦应功踩跷唱了一段徐派《后部玉堂春》。那是我唯一一次现场看到踩跷的花旦戏,太精彩了。

后来跟外公聊起这事,外公听说我看了毕谷云的戏,惊叹不已。原来外公年轻时机缘巧合,遇上过毕谷云的巡演,看过他的戏,印象深刻。毕先生是上海人,中年以后长期在东北,退休后再回上海。外公从西安到成都,我从成都到多伦多,居然我们祖孙二人分别在毕先生的青年和晚年看过他的演出,也算是我们二人与京剧的一线情缘吧。可惜毕先生也在2023年辞世了,他比外公还年轻几岁。

(四)荒山晚露

1980年代开始,历时二十多年,全国进行过一次大面积的民间文学普查,对象为各地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谚语和歌谣。先由各县普查,汇总到市一级,再层层筛选整理,集编成省级、国家级的《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和《民间谚语集成》,合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外公参与了成都市文联组织的三套集成工作,历时数年,下乡采风,再回到书斋埋首整理。“奔波苦,采荒山晚露,野渡秋萍”,说的就是这事。

外公对这项工作颇为上心,对我说,这就好比孔夫子着力整理《诗经》,是一件可以流传后世的伟业。那时候县一级的收集整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外公和他的同事主要是在市一级进行复审编辑。除了文字上的梳理,各区县提交的资料多有重复,但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地区又流传着不同的版本,这就需要编辑者进行分析,做出选择。有的只保留一个主流版本,有的把几种版本都收录下来,有的则是收录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并用附录的方式简要介绍其他差异版本。民间文学自然是以方言口耳相传,不同区县的方言有差异,有的差异虽然细微却不能忽略,忽略了就失去了口头文学的色彩。但篇幅有限,从不同地区、不同讲述人那里记录下来的种种版本又不可能全盘收录。

所以这种编辑工作不但需要非常细致,还需要很高的鉴别能力,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挑选出最有价值的部分。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年近七旬的外公自修了许多理论知识。那段时间在他的书架上,我见过故事学、民俗学、语言学、编辑出版的专业书籍,还有弗洛伊德的文艺理论。外公连初中都没有念完,却是真正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民间文学整理是一件传世的工作,外公便老觉得应该利用他的“职务之便”让家人“与有荣焉”。我和二表弟上初中,外公觉得我们年纪已经不小,可以参与其中。二表弟就读的石室中学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由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创建。这是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员设立的官办学校,后来汉武帝下令全国仿效。外公在编辑成都市区的民间故事时发现采集到的资料中缺少关于文翁办学的故事,便建议表弟采访学校老师,整理出一则传说。后来这则故事收录进了成都市的三套集成最终版本中,表弟以整理者的身份署名。

外公也为我创造过一些机会参与其事,具体细节记不清了,但阴差阳错最终没能成功。除了第一时间阅读各种未经整理的民间文学资料,三套集成带给我最大的“福利”是跟随外公到外地参加编辑会议,小小年纪颇长了些见识。

有一次成都市和各区县参加三套集成工作的编辑在九龙沟开会,我跟着去了。九龙沟当时刚刚开发旅游,上山的很多路段还没有铺石板,需要从碎石、泥巴、山岩、溪流之间寻觅可以下脚的地方。这座山跟川西的许多山一样,山路始终伴随溪水,走多了免不了湿脚。同行有一位比外公还要年长的老先生,好像是大邑县的,大约年轻时练过功夫,身手了得。所有人不管男女老少,要么穿着凉鞋从水里踩过,要么脱了鞋光脚。只有这位老先生,长衣长裤,一双黑布鞋,不急不徐,永远走在一行人中间。遇上水漫过道路的地方,他总能寻到一块可以落脚的石头,从容不迫地踩过去,看不出他如何抬腿垫步,轻松得如履平地。但其他人要想跟着他的脚步走,却发现他落脚的那块石头绝不是轻易够得到的。一路走上去,年轻人全都累趴下了,这位老先生确实神采奕奕,丝毫不见倦色。其他人全都是挽起裤腿拎着鞋,这位老先生脚上的布鞋一点水都没沾上。这真让我看了眼界,原来传说中的那些异人并不都是空穴来风。

爬了半天山,下午大人开会,我一个小孩子没事干就四处闲逛。这山上有不少各色矿石,很好看。我那时候学着刻印章,便挑了两块绿绿的蛇纹石带回去。一块后来打磨成了正方形,一块是略带椭圆的异形。异形那块我用一把锯条改成的刻刀刻了“如锥”两个白文篆字,是我抱着一本典故词典搜罗出来的词。

我还跟招待所的厨师聊天。两个年轻的厨师端着大碗打发蛋白,没有电动工具,全靠筷子抽。我问他们,他们说要抽很长时间,抽到筷子能在打出的泡沫中立起才算合格。我很好奇,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用的,只看着他们实打实地抽了半个下午。晚饭时才发现这原来是甜品上面的浇头,叫“雪花盖顶”,下面是成都的经典小吃三合泥。三合泥我常吃,盖上“雪花”却是头一回。

山上没有电视,晚饭过后大人们聚在一起闲聊,我只好在房间里发呆。过了一会儿,外公回房间来取纸笔,说是大家做对联玩,我就跟了过去。八九十年代文化宫和各个单位都常有职工游园活动,灯谜、对联游戏都很流行。但游园活动中的对联是事先写好贴在墙上供人对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坐在一起当面出句对句,虽然不懂,也觉得很好玩。

(五)彭祖暇龄

《沁园春》的下半阕写的是外公的晚年生活,喝点小酒,唱唱小戏,做点小诗,怡然自得。除此之外,外公的晚年生活还充满着与时俱进和不懈努力。

年逾九十的外公对于现代科技丝毫不感到陌生。在表弟表妹们的帮助下,外公不但熟练使用电脑进行写作,还每天使用手机和平板,通过微信积极与全家保持紧密联系。我们家的微信群,最活跃的就是外公,每天把他在网上看到的各种消息、视频分享给大家。外公转发得最多的内容有几类,一是成都和西安的旧貌新颜、风物人文,二是他认为精彩的音乐作品。外公还关注了许多戏曲方面的公众号,只是家人多不看戏,他也就不在群里转发,只是偶尔私信给我。

他的原创内容,发得最多的则是新创作的诗词。常常是初稿发出来给家人欣赏,大家还在不停点赞,他已经自我批评起来,哪里哪里不合格律,哪里哪里用字可以更巧妙。说完这些,有时候几个小时之后,有时候隔上三两天,他会发一个修改过的版本,如是者往往再三。外公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没有“天对地,雨对风”的童子功,虽然熟悉音律,写诗时也会遇到个别字记不准。这时候他便会私信给我,让我帮他查询某个字的平仄,我便在网上查了《平水韵》或《词林正韵》等辞书告诉他。

外公使用电脑是为了写作,他生命最后几年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外公并没有了不起的丰功伟绩,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经历。但是作为一名跨越了世纪的人瑞,他毕竟亲眼看到人世浮沉,家国沧桑。他要写,就是为了记录,为时代留下一下第一手资料。

外公最初写的是自传,完成之后他却把书稿仅仅当成是一个开端。九十多岁时,他毅然决定以自传为基础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从此,外公便每天坐在电脑前疾书,前前后后完成了200多万字的书稿。外公以对文学作品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书稿,历时9年,不断修改。2018年夏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整理完了三卷本书稿《浪底沙》的前两卷,四表弟帮他联系文印社印刷出来分送家人,我也得到一份。外公连连对我说,第三卷快要好了,可惜赶不及在我假期结束前全部完成让我带走。过了不久我就收到表弟发来的电子版,第三卷完成了。这次修改后的版本大约100万字,已经去芜存菁删改了不少。

我以为外公终于完成了他的书稿,为他感到十分欣慰。可我没有想到,外公对2018年这个版本并不满意,此后数年还在不停修改。直到2023年12月28日,外公在家庭微信群中发出消息,终于把三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修订、复校完毕——“前后九年多,可以定稿了”。更让我惊讶的是,外公并不敝帚自珍,而是大刀阔斧地对2018年版继续修改,最终定稿仅存66万余字,比上一版删减了三分之一,比起他这9年中写下的总量更是只留了三分之一。

外公说:“百年中国大事都曾耳闻目见。自认为有三个长项,一是经历过,二是能记得,三是会写,这就自认为天赋责任感。所以无论如何,在我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把它完成了再说。”

今年1月,表弟表妹们积极运作,把外公最终定稿的作品赶印了出来。那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外公竟会这么快离开我们,但外公总算在临终之前了却了他的心愿。

我请表弟把外公最后定稿的《浪底沙》传给我,一定尽快阅读,是为最外公最后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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