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夕，天阴雨绵，丫头没留神患上感冒，接连一个礼拜咳嗽不停，我跑安胜药房买来感冒药给她，有吃的，有喝的。丫头强忍着不甘丢三落四的勉强服着，但服后并没见明显好转。
妻子看她小脸咳得通红，爱女心切，便劝丫头输水试试，丫头极不情愿，数落输液的危害，但在妻的一再要求强调下，丫头终究没拗过去，点头同意。
一个电话，他来了。
他还未上楼，故作夸张的大嗓门吆喝，却已飘入我的耳中像打雷:“吴春年啦！吴春年啦！开门咯！开门咯！”吆喝声刚落，“噔噔噔”的脚步已震上三楼，随着我的门开“咔嚓”声，他的身影也应声而至。
“真够速度啊！”“那当然，我们讲究的就是效率，我们这行业没办法！”
站在门口，他快速地跺跺脚:“换鞋吧？不换把地板踩脏了。”“不用换，进来吧，反正我的地还要拖。”“换个子算了，打扫卫生难死之。”
他裹着一阵风进了屋。
一头时尚的板寸，大眼浓眉，高鼻梁，身材中等，声音洪亮，黄褐色皮肤透着健康的光泽，精明干练，看侧面有点像李连杰，酷酷的。一只磨损了边沿的红棕色药箱斜挎在肩头，里面都是他的宝贝，灿烂笑容写满他的脸。
“怎么搞的？感冒了？”
丫头怯怯的应声:“班上同学咳嗽一片，敌不过他们。”
他熟练地甩过一支体温表:“那，先量量体温，小孩子衣服穿少之，水喝少之，不感冒才怪呢！”
我拿杯子准备给他泡杯茶，他一个劲儿摆手:“不用，你茶泡也哈泡之，我马上就走。”
“这么急？”
“不急不照呗，两个电话都在催，一个肚子疼，一个也是感冒之。”他边说边熟练地拣药，拧盖，取一次性输液器，注射器，摇瓶子，抽药，再注入葡萄糖注射液瓶内，调好输液器。看时间差不多，取过丫头的体温表看看:“还好，不烧！”
“那就来了喂，把手伸出来”，丫头坐在沙发上，伸出左手，右手捂住眼睛，不敢看。
我站在一旁窃笑不止。
很快，输液瓶子就挂上了衣帽架。在他收拾药箱的空隙，又仔细地跟我交待任务:输液时怎么办，输完拔针头怎么拔，都一一嘱咐清楚。
一切安排妥当，打雷般的一声“再见啊！”说完，挎着药箱风风火火地下楼去了，再见的声音还在三楼回荡，人已经到了楼底。
第一次认识他时，我租住在范岗农行对面的堂兄家四楼，也是丫头感冒给他打的电话，与这次的情节基本相似。
那时电话是堂妹给我找的，说范岗村卫生室的一个青年男医生，上门治孩子感冒很擅长。
我拨通他的电话，他的声音很Man,说话咋咋呼呼的像打雷，粗略地询问了一下丫头感冒情况与住房地址，便说:“等我，半个小时内准到！”
他的摩托不是骑来的，是乘风来的，速度奇快，车未停稳，略带沙哑的Man喉音在楼底就飘上四楼:“吴春年啦！你在哪里啊？楼梯在哪里？”
“进大门，左转，四楼。”
“OK！”
一切按照就医程序来，只见他业务熟练，手脚麻利，一丝不苟，那爽朗的笑声一波盖过一波，在狭小的出租屋子里回荡着。
接连输了两次，丫头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
记得在出租屋有年冬天印象较深:那是我喷漆时嫌天太热，衣服穿少了，等知道冷时，鼻子已经开始半塞。第二天头晕脑胀，鼻塞，咳嗽，所有感冒的症状都被我发挥得淋漓尽致，用尽全力泡脚、泡澡、喝炒盐茶，都不凑效。
于是他乘着他的宝骑风驰电掣般地冒着蒙蒙细雨来了，一口气挂上三小瓶水，开点感冒药，同样嘱咐几句又风风火火地离开。
感冒注射液输到一半，头愈发昏昏沉沉的将要入睡，我便交待在隔壁写字的丫头，抽空出来瞅一眼我的输液水。
丫头答应，可孩子毕竟是孩子，等她发现时，药瓶里的水已经输完，没了，只剩输液器管子里正在一点点的往下减少。
丫头吃了一惊，慌慌张张地摇醒我。
我眨巴眨巴眼睛，回过神看她一副惊吓的样子，便安慰她按照我的讲解小心翼翼地拔针头，再小心翼翼地换上新瓶子就行，但管子里面已经有了空气，第二瓶药水与第一瓶没有融合在一起，中间隔着一段空白。
怎么办？丫头弄不了，我也没法弄，赶紧打电话给医生！
电话通了，可是他在那头指挥不了。
“赶紧把那个调节器调节到最小状态，我马上到！”
丫头有点慌地关上输液器，一脸焦急的等待着医生的到来，我安慰她说没事！
“吱！”的一声急刹车，随后是“噔噔噔”地脚踏楼梯声音传上来。丫头急忙跑去开门，门刚开一条缝他就挤进来了。一脸的肃穆:“嗯！怎么搞的，这么小东西都搞不定！”
我歉意的笑笑，丫头转进里屋继续写作业。
看他熟练地拔管，清空里面的空气，再对接好，调匀滴注，面色才稍稍缓和。
我轻声问他空气进入人体有害吗？他那打雷般的Man音在小屋里回应“你说呢？”后来好像想起了什么，看了看丫头写字的里屋压低声音说:“严重得会出人命！”我听完愕然无语。
一切妥当，他又风风火火地下楼了。
呵呵！他忙啊！我倒是希望他能闲下来。
噢，对了！差点忘了说:那个背着红十字药箱四处奔跑的人，人们都叫他高雷，高鼻梁的高，打雷的雷，范岗村卫生室阳光医生一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