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他打电话给我。

上午十点了，医院里人还很多，这很正常，不多倒有点反常。我在上海中山医院青浦分院的三楼，手中的磁卡在“签名”的机器上划过时，它吹了声口哨，然后就告诉我：排队成功，当前号码232号，前面还有115人。

我立刻后悔了，不该挂号看医生的。上个礼拜六我来做体检，说有一项结果要四天后才出来，已经出来的我也就储存在医院里，今天总取。B超的单子都是认识的文字，我懂；化验的单子都是数字的，我看不懂，但没箭头朝上朝下的，形容还不错，一切机能运行都在合理、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我本应该回去，谁知准备出门时似乎不相信自己，又去排队挂号。

等待叫号时，发觉手机在拼命地撞击着我的胯部，掏出一看，是周磊在呼我。

我第一感觉是诧异。电话接通时，我听到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熟悉是就像一个人，怎么变，底子还在；陌生是他完全的枞阳县城里口腔。他问我，知道我是谁吗？我脱口而出，周磊啊，我怎么不知道？这回诧异的是他了，你有我的号码？我说早有了，反问他怎么知道我的号码。他说昨晚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冬至》，也看到了作者的名字，想不到这么多年了还没忘记文字，又说，找了一个大圈子才问到我的号码，还说下次去枞阳一定告诉他。

我答应了。

放下手机我就有些激动，人上了年纪就见不得一丝的温暖，去年被同学拉进同学群时也是这样。曾经的同学一晃都是三四十年没有见面，没有音讯了，突然间有了信息，有了声音在耳边响起，这不仅激动，还觉得幸福。

周磊是我小学到初中的同学，一个村里（大队）的，但也快四十年没见面了。读初中时才从别人口中得悉，他的生身父母在枞阳，并且是交通局的干部，幼时娘的身体不好，还要上班，就托付给他的养父母，他该叫姨父姨妈的抚养，但他确实不是我们大队的人。

这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儿时秋天不上学的日子里，我们就结帮去生产队的地里捞（读闹音）花生，初冬时拣黄豆芽。他们队的也是，有时两个队里小孩子碰到一起出言不逊就打起来，我们虽然是同学，但不属一帮，打起来就不认识了，当然也不是动真家伙的那种，摔跤啊，拉手碗啊，斗鸡啊，有胜负就行，到了学校似乎很快就忘记这事。

还有一回，我们两个队的孩子结伙和永冬，永丰两个队的孩子们打了一场真“仗”。那次是由我们的惨败匆匆收场，事后谈论这事，得出“那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结论。对手占据江堤二道坡的平台，还有修闸时遗留下来的，他们用不完的废石子；而我们挤在江堤脚下的羊肠小道上，既要抬头躲避“子弹”又要低头寻找土块或对方扔落下的“哑弹”。一时间，满天飞舞的都是石子，土块。当一粒石子“呯”地击中我身边同伴的额头时，鲜血从他捂着的指缝里钻了出来，我们如被人撵着的野狗，也不管脚下是小路，还是庄稼地，逃得越远越安心，战事就宣告结束了。

恢复高考那年我们开始读初中。年纪大了，认识的字多点，也变得懂事了。礼拜六或礼拜天有时甚至是晚饭后也去他家玩，交流一些杂志、手抄本看。再后来，再后来他就去枞阳，一下子似乎就失踪了，一直失踪到现在。

这两年因为文字我去了几次枞阳，车在G347奔驰时，我就觉得他是某座山上的一棵大树，远远就能看见，到身边时忽地就不见了。更好的风景又在眼前跃动，但那棵树我怎么也忘不了，虽然模糊，不清晰，像一张发了霉的老张片。

去年夏天，碰到一个老乡，和他曾经是“邻居”。聊起他时，老乡说，周磊？联系啊，现在在交通局上班呢，你们是同学，可以找他搞点工程做做，我做油漆的，不然都开口了，他的电话号码我有，你要吗？

我当然要了。

独处时想到他，几次在手机的号码簿上找出他的名字，手指却迟迟不肯按下去，总觉得这一按，有点像黄世仁抓着杨伯劳的手在卖身契上按手印一样，那是强迫。如果他没权，拒绝了，我们就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如果他有权，利用了权力答应我了，这对他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强迫。

就像我的李同学在县府任办公室主任，我的胡同学在县招商办，我的杨同学在法院……我都没联系，没求他们办过事，他们手中或多或少有一些权力，不是我给的，我就不能要求他们给我小费或回报，我去求他们同等于害他们啊。

我终于还是放下手机，和他的通话记录保持为零，直到今天。下午他发添加好友信息，用的网名是“老周”，我接受了，并且答应一定去看他。

是的，我们都快老了，人生即将退休。他在枞阳，我在老洲，很近，退休后闲了，喝喝茶，聊聊天，挺不错的。

友情，还是淡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