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写字”的明确目标，接下来的事情便变得简单了，无非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办法解决困难。

没有字帖，我就留意所有带字的纸片，照着大队部里《人民日报》《陕西日报》上的文章标题反复临摹，后来辗转借来几本旧字帖和春联集锦更是视为珍宝，一看就是大半天；没有合适的书桌，房东窑里的柏木雕花大棺材就不错，站着书写，又抗冻又提气；没有时间，就在别的知青玩扑克、谝闲传时练，晚上躺在被窝里在被子上默写……

因为有动力、有毅力，也有一些来自父母的遗传吧，我写字进步很快。第二年春节即将来到，腊月29一大早，我就早早地把自己书写的两副对联贴在了房东家的大门上。我的对联在生产队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老乡们围在房东门前七嘴八舌，“不是月尽才贴对子吗，今才29就贴上了？”当得知对联是我写的后，大家都吃惊了，“这字写得好看，这个碎女子能行哩！”

从这年春节，我就不仅包揽下了杨柳渠生产大队的对联（大队包括杨柳渠村、桑村和页沟畔村三个生产队），周围十里八村的老乡也闻讯到我这里求对联。看到家家户户大门上都贴上了自己写的对联，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求对联的人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弄明白了一些写对联的“讲究”，摸出了一些规律。到后来，为了不耽误乡亲们的时间，也不影响自己过年。每年春节前我就早早买来整刀红纸，还有一些绿纸、黄纸或白纸，按照当地的风俗，写好大门上、屋门上、粮食囤、牲口圈、柴垛上、大树上，各种规格，多种颜色的春联，什么“槽头兴旺”、“春风满园”，什么“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川”等等各式各样的春联。这些春联写好攒起来，等到要时便能随时拿出来。那些年每到春节前写对联，已经成为我的固定工作，前前后后写了大概有20年，几千幅对联。

书写对联，解了乡亲们的燃眉之急，我也在书写对联中感到了自己的“有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的美术字的练习也是被逼练出来的。那时，身材瘦小的我干不了农活，老觉得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乡亲们，没有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于是便想方设法要发挥自己写字的专长，从在村里、公社基建点上用红绿纸写标语开始，发展到后来在村里的主要集合点和墙壁上刷白漆、写红字，写下”毛主席万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等四十多条标语。这样，杨柳渠队在公社、县上出了名，我也在槐柏公社、在洛川县出了名。人们都知道，杨柳渠大队有个北京知青瘦碎瘦碎的，可能行了。

渐渐地我的名气越来越大，我的美术字经县文化馆考试合格，受到了县文化馆美工王宝舜的教导和极力推荐，我被抽调到县文化馆从事“红色海洋”宣传活动，被安排住进县招待所，每天出工就是写大字。一堵墙写一个字，也有一堵墙写一段毛主席语录的。往往是我站在地面，用长竹竿绑着粉笔把字画在墙上，然后由小工搭上脚手架，用油漆涂抹。后来，洛川县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墙壁上，不少留下我的笔迹。县上每年四干会颁发的几百面锦旗题字，县四套领导班子、及各单位的牌匾，举办的各种展览，都喜欢用我的字。甚至洛川县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苹果新闻发布会”也要带上我写的徽标，我这个瘦弱的北京女知青从此在陕北洛川县是出了大名了。

因为我的一手好字，又加之勤奋好学。1982年，县里恢复重组县司法局时，我被调到司法局专门从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我发挥自己的写字特长，又自学了绘画和法律知识，把搜集来的典型案例以连环画的形式刊登在宣传橱窗和展板上，真实生动、图文并茂，每期橱窗刚一出刊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极好地发挥了法制宣传的作用，我也因此先后被授予全国司法系统先进个人，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司法厅“一等功臣”、延安地区“女能人”、“三八红旗手”等荣誉，1988年又被任命为洛川县文化局副局长。

甚至在23年后，当数十万知青落实政策回到北京，面临无文凭无技能，就业难于上青天的窘境时，我却凭着这一手好字得到了工作。那天，我在单位现场写了两幅字，一幅是“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的牌匾，一幅是巨幅隶书“乡情似海”。字一写好，现场人无不惊叹 “人不可貌相啊！”结果，丰台区人事局按照“人才引进”相关政策，顺利安排了我的工作。

书画同源，以书法的功底学画画也不难。退休后，我又进了老年大学学习，我的书法作品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国画进了中国美术馆参加展出，书画作品都挂在了许多亲戚朋友的家中。

“艺术是相通的”，有了书法、绘画的艺术感觉，学习舞蹈也不难。退休后，我学跳舞进步很快，没有基本功，只是跳感觉，体会民族舞各不相同的味道，其乐无穷。舞蹈跳到了社区、公园、敬老院、北京站、国宾馆、大使馆、天安门国旗班、中央电视台、东方电视台。

书法、绘画和舞蹈既愉悦了心情，又锻炼了体魄。现在我的多种慢性病基本消除了。

书法、绘画和舞蹈使我的老年生活多姿又多彩，许多老朋友都说：“老田年轻的时候不显年轻，老的时候也不显老啊！”

其实我知道，我这一辈子的精彩就是从书法开始，苦难中我选择了书法，书法改变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