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他。永远记得。

我的少年，模糊单调，是寡味的粥一样，素色，没有味道。我忘掉很多人，但我记得他。

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那个只穿白衣的少年，在寡淡而寂寞的小城，那样格格不入，多么像《立春》里的那个穿着白衣跳芭蕾舞的男子胡金铨，一个人独舞着，好像一根鱼刺一样，扎在众人的嗓子眼里——他活得太超前，那个落后而闭塞的小城，哪里会容得下芭蕾舞？

就像这个鲜衣怒马的少年，十九岁，一身白衣，在我们当地的昆剧团唱柳梦梅。

我记得那个破败的昆剧团，墙头灰败，仅有的戏衣也遭了虫噬。他是戏子，天生的戏子，那样清瘦，那样苍白，带着与世隔绝的表情，却又俊朗得不似尘世的人。

而最最让人迷恋的，是他的白衣。

他几乎不穿任何颜色，特别是到了夏天，一袭白色长衫，因为瘦，肥大的裤子里好像有成群的风吹来荡去，白衬衣好像一只鸽子在风中飞舞。他寡言，少和人来往，一个人在那个破败的院子里独自唱戏，被小城之中的人视为异己。

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吗？这样美到惊心动魄——他一个背影就足以让人惊呆。我再也没有见过把白色穿得如此透明、如此空灵的男子！再也没有！

举手投足间，他染了戏台上的风韵，那些粗野的男子，怎么会容忍他的精致？何况他有一种邪气——那邪气又是诱人的！

他注定人缘不好，因为太过唯美。他白衣总是清洁到不染尘，白到了骨头里似的白，即使穿普通的背心，依然如此之白，配合他透明的皮肤，哪里是人间的男子？

他唱戏，演《拾画》那段，一个眼神，一个水袖，已经是万紫千红开遍。十九岁的少年，真正是鲜衣怒马。这四个字，只有他配。

但他生得太早，所以，白显得突兀。在闭塞而无聊的小城，这样的异数永远不被认可。这不是香港，不是张国荣的时代，不是他穿着裙子可以开演唱会的时代。那只是八十年代，寂寞而慌张的小城，他断然是不被允许的。

即使他俊美到是翩翩少年郎，女孩子亦是瞧不起他。与他配戏的女子，不及他姿色的一半，却来演杜丽娘。有人来给女孩子提亲，说的是他，女孩子嘴一撇：他呀，二刈子。

二刈子，在小城里的方言是不男不女。他被人看不起，单那身白衣，就足够扎眼。他是小城中人们嗓子眼的鱼刺。新上任的团长说，别打扮得妖里妖气的，男不男女不女——指的就是他。

他在台下冷冷坐着，两个细长的手指夹着烟。即使这样玩味，他仍然带着蔑视的态度。

他晒出去的白衣，在晴天白日就被染了黑染了红，他扔掉，再买。他也真自恋，所有的薪水全用来买衣服，有时也自己做。他做的样子永远和商店的不同，天生的时装设计师。后来有一个叫作安瑞井的牌子，宽大，飘逸，灵动，这样像他的风格一他比它们，早了二十年。

注定有一些人，是独活而生。或许只是一株植物，为着自己的花开花谢，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许自恋——因为有自恋的成本，甚至根本不需要爱情，因为他本身与自己合二为一。

这鲜衣怒马的少年就是吧，他为自己活了一次，孤高寂寞，无人喝彩。甚至于我而言，我还曾经和别人议论过他，说他的白衣——因为实在是扎眼，二十年过去，我只记得他。在寂寞的八十年代，在人人黑灰的年代，他一袭亮眼的白衣，破空而出，仿佛一个人的独角戏——那白，烙在每个人的心里。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昆剧团倒闭，他好像去了南方。我们回老家，看到曾经的昆剧团盖了十九层高的大楼，最下面是麦当劳，每天人潮涌动，不见当年的白衣少年。

也曾想过打听他去了哪里。我那时不过十一二岁的少年，每天骑车路过昆剧团，每天看到一团白影子。少年时的记忆绿色苍茫，但他一直在梦里，与我好像关系甚密，虽然他并不知道那个骑着半IEI自行车去二中上学的人是谁。

但我记得那刻骨铭心的素心白，记得有一些人是永远和别人不一样的。他生来的寂寞，或者早生了几十年，如果放到现在，他正好是流行的中性少年，正是井柏然、马天宇这样的男色时代的产物。不不，比他们要好上很多，因为，他有与生俱来的孤单气质。可他早生了二十年，寂寞，是如此地应该。

那鲜衣怒马的少年，那素白白的衫子，在整个惨绿的少年里，是一道无法褪色的光。我打开记忆之箱，看到心里的最里面，看到在记忆深处的旧电影里，有一个白衣少年在风中站立着，玉树临风，绝色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