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末两天，都像一场浩劫，把自己榨得灯枯油尽。体力一滴不剩，耐心一点没有。因为周一到周五也要处理很多孩子学校的事，一件一件接踵而来，周末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大木棍子。并且下周还没完。临走了又要给老师们买礼物，又得进城，出门就是半天。别人说往事不堪回首，我是明天不敢抬头，抬头就是一脑门子官司。来英国十个半月，迄今为止最严峻的考验是圣诞节和复活节的长假，但都没有超过20天。接下来要面对的是40多天的暑假，只求能够survive。
九点多就开始叫孩子们收拾客厅，洗澡，睡觉。可是十点半了还一地狼藉，我终于又大骂了他们。然后回到自己房间，尖叫。我知道，孩子们听见可能会觉得是自己不好，才让妈妈这么痛苦的。我不愿意孩子因此受到伤害，但是此刻我自己到了燃爆点，顾不得那么多了。一阵强烈的失控感攫住了我，我必须大声喊叫，才能安放我的心。
我知道，孩子们不收拾家，只是表面的问题。更深层的，是我对自己人生的失控感。但近在眼前的，只有这个家了。只要家是干净整齐的，我就觉得一切是可控的。我们很多时候是缺乏想象力的，只能根据眼睛看到的，决定自己的心情甚至信念。眼睛看不到的事情，就很难相信，也懒得去想。
大宝问我，假如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噶，一个是知道自己是怎么噶的，你愿意选择哪一个？我说哪个我都不想知道。如果人生有一个确定的结局，我又不能避免，那我知道它干嘛呢？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铁定会死，但这个结局因为不确定性而显得遥远。遥远的事情，谁顾得了？况且又是不好的事情，就更不愿意去想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愿意去想死这件事情。
你总是觉得有希望，才活得带劲。所以确定性是活下去这种欲望的大敌。即使人还活着，精气神也死了。
哪怕是好事，我也不想预知。我喜欢生活在莽莽撞撞混混沌沌中。
大宝说，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我不知道真假。如果是真的，那鱼可真够幸福的。
大概2013年秋，我在北大听李猛老师讲哲学导论。李老师说，哲学是干什么的？是学习死亡的。或者说，是学习如何面对死亡的。或者说，是思考应该如何活着的。当然，后面这两句是我加上的。哲学语言需要简洁深奥，而我需要可理解。后来在2015年，我在中文系访学，经过哲学系门口，看到李老师站在门口，正中间，笑眯眯地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他真的是爱学生的，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他的眼神也都是那样充满善意和欣赏。2010年第一次听李老师讲柏拉图时，他还很年轻，三十多岁。到2015年，不过五年时间，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2013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翻译的邀约，犹豫不决，问了李老师的意见。他虽然不是文学专业的，但很喜欢文学。他说这件事值得做。后来另外一位老师也说值得做，我就莽莽撞撞地做了起来。
所以漫无边际地想开去，又想回来，如果说我多少做了一点事，竟是这样偶然地开始的。当然不是说没有给你指路，就没有路。只是那条路的偶然性在人生必然性的映照下，有点令人感叹。不是感叹做的事，而是过去的日子。像很多故人，你都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你们分开的。只有很多年以后再回首，才意识到，当时只道是平常的一次饭，一次逛街，此后竟再无消息了。
就这样想想久远的事， 记忆复活了，具体的场景展现在眼前。我感到气血又回到我身体里来。像神话故事中一粒仙丹服下，人又活过来了。
为什么我总要求自己做个好妈妈？难道做个一般的妈妈，就是世界末日吗？
仅仅在一两个小时前，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经过一周的努力，大宝的跳绳已经从100个进步到130个了。我们一起制定训练计划，每天练几分钟，没想到进步这样大。娘俩都备受鼓舞。二宝竟然能读哥哥的书了，这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并没有在他的英语学习上下多大功夫，他的进步却这样大。想到我们这艰难的一年，我还是感到很欣慰的。但为什么总是因为家庭卫生问题情绪崩溃？百分之八十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从明天开始，回家以后什么都不做，先盯家庭卫生。如果这件事做不好，其他的都暂缓。如果只能抓一件事，就抓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