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66《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六卷-13
没的选
广饶侯刘京奏报齐郡冒出一口新井，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奏报巴郡发现一头石牛，太保属臧鸿奏报扶风雍县发现仙石。
王莽都欢迎接受了。
王莽上奏太皇太后说：“陛下现在的处境是汉王朝已过十二世，正碰上‘三七’数字的危险命运，秉承上天威严命令，陛下下诏让我暂居皇帝之位，处理政务。
广饶侯刘京上奏说，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夜做了几个梦，梦见有声音说‘我是天公的使者，天公打发我告诉亭长，代理皇帝应当做真皇帝。
如果不相信我，这个驿亭里会出现一口新井。’
亭长早晨起来查看亭中，确实出现一口新井，深入地下将近一百尺。
十一月初九，节令交替正赶上冬至，巴郡的石牛，十五日，雍县的石文，都到达未央宫前殿。
我和太保王舜等人去看时，天空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大风停止，在石头面前得到铜符帛图，上面的文字是‘上天告知皇帝的符信，进献的人可以封侯。’
骑都尉崔发等人看到并进行解说。孔子说‘畏惧上天的意旨，畏惧尊长辈，畏惧圣人的教导【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我王莽不敢遵照执行！我请求服侍神祗、宗庙，向太皇太后和孝平皇后奏报时，都自称‘假皇帝’。
至于向全国臣民发号施令，全国臣民向我奏报，都不要说是‘代理’。
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铜壶滴漏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以符合上天意旨。
我王莽一定日夜养育孺子成长，让他能够跟周成王的品德相媲美，把太皇太后的声威德行传播到各地，让各地富足并施行教化。
等到儒子举行冠礼以后，再把明君的权力归还给他，如同周公旧例。”
奏章被批准了。
大众知道王莽信奉符命，王莽指使大臣们广泛议论，分别奏报太皇太后，以显示正式登上皇位的发展趋势。
感思：早年的王莽绝非天生的阴谋家。他身处外戚王氏家族，却因其父兄早逝，成为家族中的“边缘人”。
这反而促使他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儒家经典所描绘的道德理想国之上。
他克己复礼，侍奉寡母寡嫂，抚养亡兄之子，结交名士，散尽家财。
他的梦想，也是当时无数儒生的最高理想：成为当代周公，辅佐明主，复兴三代之治，建立一个道德完美、秩序井然的社会。
那时的他，对“篡逆”二字必然深恶痛绝，因为那与他所信仰的“忠”、“礼”核心价值完全背道而驰。
然而，他身处的环境是西汉末年腐败不堪、危机四伏的朝堂。他逐渐发现：
道德表演是最高效的晋升阶梯。他的孝悌、节俭、谦恭，在污浊的官场中成了一道耀眼的光环，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声望。
这使他意识到，严格遵循甚至超额完成儒家道德规范，可以带来巨大的政治资本。
权力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工具。当时的他可能真诚地相信，只有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扫除积弊，推行他心中完美的改革（如井田制、复古官制）。
于是，目的开始为手段辩护。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以践行理想，他必须更完美地扮演“圣人”，并排除一切障碍。
到了最后，他或许已经无法区分自己的初衷。他可能真心认为，自己这个“道德完人”当皇帝，远比昏聩的刘氏子孙更能造福天下。
“篡位”这个曾经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他的认知框架里，已经被重新阐释为“顺天应人”、“不得已而为之”的圣王之举。
此时，儒学经典不再是他内心的标准法则，而成了他包装野心的工具。周公不再是精神偶像，而是篡位流程的剧本参考。
“天命”不再需要内心敬畏，而是可以人为制造祥瑞的宣传口号。
他背叛的不是汉室，而是那个曾经真心信仰儒家理想的自己。
人不是静态的，而是被环境不断塑造和重新定义的。
尤其是在漫长的时间、巨大的权力诱惑和复杂的系统压力面前。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历史往往重复这样的悖论：越是急于通过仪式、符号、祥瑞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权力，越可能暴露其内在脆弱。
王莽在改年号为“初始”的同时，将铜漏（计时器）的刻度从一百度改为一百二十度，绝非随意之举，而是有深刻的政治与文化用意。
中国古代政治中一个深层的逻辑：“改正朔，易服色”，即通过改变时间、空间、器物等一切可见的符号系统，来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和政权的合法性。
在古代中国，制定和颁布历法（正朔）是天子独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天命”不仅意味着统治的道德合法性，更直观地体现在对时间秩序的掌管上。
谁掌握了时间的定义权，谁就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
改年号（“初始”）：这是在文字和精神层面宣告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启。
改漏刻：这是在物理和科技层面，重新划分和定义每一天的时间流程。
将一天从分为100刻改为120刻，意味着全国人民的生活节律（如办公、仪式、市场开闭）都将遵循王莽政权所颁布的新时间标准。
这比年号更具体、更日常地体现了新政权对民众生活的掌控。
王莽改漏刻，与改年号是一体两面的政治行为：
改年号是精神与名义上的改朝换代。改漏刻是物质与时间上的改朝换代。
王莽的夺权不是一蹴而就的政变，而是一个长达数十年、步步为营的“渐进式篡位”。
王莽上奏“初始元年”时（公元8年），他已经经营了近二十年的权力网络。
王政君深居宫中，所听到的“民意”是百官不断奏报的祥瑞；
所看到的“天意”是那些精心制造的石头、铜符；
所理解的“形势”是王莽及其党羽想让她理解的形势。
她可能真的部分相信了那些符命和舆论，认为这或许真是天意。
王莽在奏章中极尽谦卑，反复承诺“孺子长大复子明辟”（等孩子长大就还政），并引用周公旧例。
这为王政君提供了一个既能顺应“天意”、又能保全汉室未来的台阶。
王政君可能宁愿相信这是一次特殊的“摄政过渡”，而非彻底的篡位。
关键的是，王政君面对的已不是一个侄子，而是一个被整个官僚系统和“天意”托举起来的政治巨人。
王莽用二十年的时间，将整个朝廷、舆论乃至“天意”，都编织成了一张她无法挣脱的罗网。
王政君的批准，是一个在权力被彻底架空、信息被全面操控、情感被长期绑架、选择被极度压缩的困境中，一位老年妇女做出的、看似体面实则无奈的政治妥协。
王政君不是老糊涂，是没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