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文人中，苏轼大概是朋友圈最大，结交朋友最多的人。

他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从皇帝百官，到贩夫走卒，他都一视同仁，倾心待之。

五湖四海，各行各业，都有他待之为友，和待他为友的人。

但是“相遇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

很多至交好友，随着人世变迁，一点点在他的生命中隐形，终至消失。

有的甚至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曾经以为的天长地久，终究难敌岁月消磨。

人生总无常，无论是谁，都只能陪你一程。

际遇不同，不必相伴。

鲁迅曾写过一篇小说《故乡》，记录自己小时候的玩伴闰土。

两个人年纪相仿，闰土管他叫“迅哥儿”，带他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跳鱼儿。

三十年后，再次重逢。鲁迅本以为可以重温旧日美好，可闰土却张口叫了一句“老爷”。

一层厚厚的障壁隔在两人之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友谊。

岁月在变迁，我们都在变化。

曾经的朋友，曾经的友情，也会一点点模糊掉。

曾经的“拖家带口来相见”，慢慢就变成“渐行渐远渐无书”。

苏轼和沈括也是这样。

两人本来是翰林院的同事，平时一起上班，谈论诗文，在青年时期有着很不错的感情。

可是后来苏轼外放地方，沈括在京城跟随王安石变法。

两人的生活轨迹南辕北辙。

沈括在京城，深受王安石器重，每天想的是如何把新法落实，富国强兵。

苏轼在地方目睹民生艰难，到处讲新法的弊端。

沈括去杭州巡查，看望苏轼。

苏轼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昔年好友，与他无话不说，无话不谈，自己讽刺新法的诗，也都拿给他看。

可他不知道的是，沈括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沈括了。

沈括是新法的先锋，是王安石面前的红人，也是苏轼自己口中的祸国者。

身份已然对立，好友变成了敌人。

回京之后，沈括摘出苏轼诗文中讽刺新法的句子，上告朝廷。

这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伏笔。

苏轼遭遇人生第一次“滑铁卢”，几乎丢掉性命。

而沈括这位大科学家，也留下了一生的污点。

后来新党倒台，苏轼路过润州，沈括心中有愧，亲自接待，以延州石墨相赠。

苏轼礼貌地写了一篇《书沈存中石墨》，夸赞沈括的功绩。

字里行间客气异常，早已没了当年的亲密。

人是一种环境动物。

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境遇，塑造着不同的人。

当我们在时间线上分开，彼此踏上不同的旅程。

不同的际遇镂刻着不同的人生。

无论我们如何不愿承认，很多时候，这一刻，就是友情的终点。

三观不同，不必相融。

我们总说三观不同。到底何谓三观不同？

知乎上有个高赞回答：

你敬畏天理，他崇拜权威，这是世界观不同。

你站在良知一边，他站在赢者一边，这是价值观不同。

你努力是为理想的生活，他努力是为做人上人 ，这是人生观不同。

夏虫不可语冰，三观不同的人，连吵架都吵不明白，更何况是做朋友呢？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管宁和华歆同在园中锄草。

看到地上的金子，华歆高兴地去捡，管宁不为所动，继续除草。

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大官穿着礼服从门前走过，管宁还像原来一样读书，华歆却放下书出去看热闹。

管宁割断席子和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这就是“管宁割席”的由来。

志同为朋，道合为友，三观契合的人，才能成为朋友。

一旦三观产生差异，再也无法相融。

苏轼和章惇在青年时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作对。

章惇曾经拍着肚子问苏轼，自己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

苏轼说：“都是谋反的事。”

言笑无忌，其乐融融。

然而时移势迁，两个曾经的知己，终究因为三观不合分道扬镳。

在苏轼眼里，新党旧党都有可取之处，政见不同是君子之争，不涉私交。

而且他生性淡泊，对官位也没有那么大的热心。

章惇不然，为了权位，玩弄权术，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

苏轼无法接受，与弟弟苏辙一起把章惇逐出朝堂。

后来旧党倒台，章惇得势，登上宰相宝座，第一件事就是找苏轼寻仇。

一次次贬谪，从英州到惠州，再到儋州，成心要把这位老友赶尽杀绝。

几十年的友谊，就这样烟消云散。

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如果彼此之间相互理解，三观契合，哪怕是相隔千里，也不会有那么大疏离感。

真正的距离从来都不是物理距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三观与心性。

飞鸟与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

当三观不同，也意味着我们终将走向一条不同的路，匆匆岁月，各奔前程。

量交之友，不必请进生命。

刘峻在《广绝交论》中说：“谋而后动，毫芒寡忒，是曰量交。”

一个人在和你交朋友之前，仔细考量过权势利益，这就是量交。

你有利用价值时候，他是你最亲密的伙伴。

一旦失去价值，你就是他交易的筹码。

张璪与苏轼是同年进士，入仕之后又都在凤翔任职。

张璪知道苏轼深受欧阳修器重，年纪轻轻扬名京城，人脉很广，将来肯定是自己为官的一大助力。

于是刻意结交苏轼。

苏轼为人耿直，官场上、生活上都不太明白，张璪对他多加照顾。

苏轼与陈希亮不和，张璪居中帮他化解冲突。

张璪返回汴京时，苏轼认认真真写了一篇《稼说》送给他，表达对这位挚友的祝福。

张璪回京之后，借着新法的东风，左右逢源，很快成为大宋最有权势的官僚。

元丰二年，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阻碍了他的仕途，威胁到了他的官位。

他烧掉了《稼说》，并亲手设计了“乌台诗案”，一心葬送掉这位昔日好友的性命。

王安礼劝皇帝宽恕苏轼，张璪当着面把王安礼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轼不死。

古人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

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而非利益。

那些一开始就奔着利益来交友的人，一旦利益出现冲突，很多时候就是友谊的终结。

苏轼还有个同僚叫赵君锡。

苏轼刚入政坛，高太后对苏轼恩礼有加。

赵君锡觉得苏轼将来一定平步青云，于是到处夸赞苏轼，很快成了苏轼的好友。

他自己也顺势高升。

几年之后，风向有变，苏轼成了新党的眼中钉，他迅速改换门庭，为新党提供攻击苏轼的材料。

苏轼信任他，托他办事，他转身就把苏轼卖了。

后来更是亲自上阵，攻击苏轼，以此换取自己的前程。

曾国藩说：与好利者共事则已必受累。

和喜欢利益的人交朋友，一定会被牵累。

他们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朋友。

贾樟柯在《山河故人》里写道：

“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要早要分开的。过了这段路，你会遇见新的人，和新的生活。”

不是所有友情都能天长地久。

人来人往，人聚人散，皆是缘分使然。

人这一辈子，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

如果注定要走散，不如心怀感恩，不负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