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朝开始，商业开始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每个朝代的特点又不一样，宋朝、明朝、清朝的特点又特别鲜明。而这些特点跟三个朝代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又息息相关，尝试以微薄之力稍加解析。

宋朝从建立的那天就先天不足，宋朝一直面对着来自东北的契丹和西北的西夏，特别是开国时期的几场败仗让宋朝的外部军事压力是所有盛世朝廷中最大的，而强大的外部压力有让宋朝不得不选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开国的军事贵族实行赎买、对于士大夫实行共天下结成利益同盟、对待百姓尽量怀柔，由于没有北方长城沿线天险作为阻隔，宋朝必须供养大量正规军在边境屯戍、修建城堡、建立水上长城。

而这些政策又使得宋朝必须有充足的财政进行支撑，而赎买贵族、团结士大夫、怀柔百姓就使得宋朝不可能像其他朝代从土地上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撑，宋朝不得不大力发展商业，而这些政策催生了宋朝市镇的发展，大量城市得到发展，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

同时海贸的开创，不但在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宋代远洋航行的海舶，无论是船体构造还是经营规模，抑或成员人数都很庞大。船内作业的劳动编成，也截然分化。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根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的记载，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万～1.2万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

繁荣的商业，为宋朝贡献了庞大的商税，国内行商一般收取过税和住税，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按照清朝中叶的汇兑利率，大约一贯兑换以两银子，大概是2200万两的商税）。由此可见宋朝商业的发达。

商业繁荣但是缺乏贵金属的宋朝催生了纸币，对于金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交子逐渐发行到全国，乃至金、元都延续使用纸币，今天的人都知道纸币对于金融的巨大作用，无需赘言。元朝更是继承了纸币政策，甚至取消贵金属货币，完全替换成纸币，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录，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明朝商业，官商一体。

宋朝建国的时候太弱，而明朝建国的时候太强，自古得国之正莫过大明，在法统上朱家拥有着驱除鞑虏的大义，在军事上更有一种横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俾睨天下的气势，这也造成了明初无外患的强大态势，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可以做到奉天承运出口成宪的少数帝王。这种内、外环境的优势，造成了朱元璋开启了集权运动，高等军功阶层被杀光了、宰相更是从制度上被消灭了，小军功地主成了他家的打手，士大夫成了他家的职业经理人，而朱元璋给小军功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的薪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简单粗暴，通通用土地结算，士兵全都耕种卫所土地（所有权理论上还归国家所有），文人士大夫大部分工资则是免税的特权。也许是出身问题，商业被朱元璋所轻视，纸币被朱元璋滥发。对于朱元璋来说，通过简单的、原始的土地政策就可以早就一个盛世真的没必要点击商业科技树，这个当时太不经济实惠了、成本太高了。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商业不可能空缺，不是通过他的制度构建就可以消灭或者是控制的，由于权力的真空，士大夫阶层立刻补位，玩出了新高度，别的朝代顶多是官商勾结，但是明朝玩出的是官商一体。而极具明朝特色的商帮在明朝中叶开始崛起，晋商中的申时行、王崇古等人为晋商的利益，一力推动了隆庆开边，徽商为了分享晋商的盐业利润而推动了开中法一举将徽商推上的顶级商帮的行列，同时也破坏了九边屯田军粮也因此而败坏，大幅推高了明朝军队的开支成本。而做海贸的东林党们不但发展了精耕细种而且生生的在明朝就把中国做成了世界工厂，几乎垄断了棉纺织业。

这些商帮挣了钱则玩命的培养子弟读书进入士绅阶层，寒门出身的士绅阶层也与商人通过联姻等手段与商帮越绑越紧。谁也不能指望商人跟自己收税吧，明朝的商人就是特权阶级，而商业的高额利润进一步推动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同时明朝的朝廷又极其穷困。

明朝所有被记录为正面的改革，以张居正为代表都是改革土地税收，只有少数几个皇帝通过太监跟实现商税的收取，但是这些太监都会被士大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黑的翔都出来了，让几百年后的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当时的真相。而太监们偶尔通过皇权实现了的客观上实现的商税收取由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抵制根本没办法形成国策，人亡政息。

明朝的末代之君崇祯脑袋也是不清醒的，信了士大夫的鬼话，罢了魏忠贤的弊政，而风雨飘摇的大明朝财政窟窿太大了，没了九千岁的搜刮，崇祯只能从小民的土地上刮钱，逼的破产的农民只能上梁山，最后在内外交困之下崇祯只能自挂东南枝了。

清朝的商人在宋朝和明朝之间，起到的是包税商作用

满清起家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组织无纪律的土匪团伙，他们靠北面抢蒙古，西面抢大明，南面抢朝鲜、东面抢野人女真，不会生产的女真人很快就点击了另一个科技点，招人销赃，从老野猪皮时期，满清就利用山西的八大皇商来销赃，抢来的东西需要销赃换回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在满清建国之后这种模式被继承下来，商人集团在满清眼里是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满清建国的时候就没有辫子戏里吹捧的那么强大，以小邦临大国，对于中原的汉族如此，对于蒙古更是如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资源实现对蒙古和中原的统治，商人是其中的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

满清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治国政策，只是将明朝末年摸索的实验性政策和制度合法化，行政效率跟明朝一样非常低下腐败。但是清朝面临的军事压力和财政支出远比明朝初年大的多，从建国以来的南明19年割据、三藩之乱闹了八年，蒙古的准噶尔部更是闹了80多年，乾隆晚年到清朝灭亡层出不穷的苗乱、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清朝初年构建的财政体系早就入不敷出。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朝摸索出包税商人的政策，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推行包税制度。

以晋商为例，为了武力镇压准噶尔部，满清必须在蒙古草原上屯兵、镇压、监视蒙古各部，而清朝的行政效率比明朝更加不如，如此大的工程以清朝朝廷的行政效率跟本无法完成在草原上修建乌里雅苏台、归化城等屯兵重镇，建设兵站、实现对盟旗制度将蒙古各部实现收税、赈灾等政府职能都是通过以大盛魁为首的晋商以商业手段实现，手段更加隐蔽更加高效。晋商最后慢慢的实现从行商挣辛苦钱到放高利贷，顶峰就是“汇通天下”的承接清朝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银汇兑业务，但是跟清朝政府绑的太死，清朝灭亡之后晋商迅速衰落。

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是十三行，清朝无法像宋朝一样的行政效率，实现对于海贸的管理，也不肯想明朝一样放纵，由于清朝的严重路径依赖，在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了一口通商十三行的制度，表面上是十三行垄断了对西方列强的海外贸易，其中伍秉鉴更是被评为当时的世界首富，但是实际上十三行充当的是清朝的对西洋的海贸包税商，是天子的南库，通过给十三行发放专营拍照、捐献等手段，将海贸贸易的利润拿到了满清皇室的手里。鸦片战争中高昂的战争赔款以及善后等资金都是由十三行负责。

清朝对于商人的利用是当肥猪养，平时通过特许经营完成包税的义务，当朝廷需要解燃眉之急的时候就杀猪过个肥年。

感觉将一些事件拉长跨对对比来看，还是挺有意思的，会有更多的角度去看。历史的魅力就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