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只黄铜的墨盒盖。
长度7厘米、宽度7厘米、高度1.5厘米。
仅剩一只盖子，还是很珍贵。
上刻：“抱篇章而景慕，乐琴书以消忧。弘一铁笔 。”章草字体，字迹间，涂抹朱砂。
铜墨盒，主要用作储存墨汁。一般墨盒里或存棉丝，或存一方小小的砚台，上面加盖，用过的墨汁不会很快挥发，提笔便写，省得灵光一现，现找砚台现磨墨现较劲，思路全废。
墨盒在古物领域，算是铜器中的边缘品种，一来，墨盒在铜器中往往年代浅近，二来往往不如铸造铜器精美，还经常搞得黑乎乎。
当然还是不乏一些特好的铜墨盒，被人抢着买。
墨盒一般分为黄铜、白铜、紫铜等等。盒盖上往往刻诗、刻座右铭、刻画、刻口号。除了拿刀刻，墨盒上的图案也有用腐蚀法印上去的。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铜墨盒还在制作，之后终被铅笔、钢笔、圆珠笔所取代。
铜墨盒的出现年代问题学界还没有解决，大约分为三派观点：“明代说”、“清嘉道说”和“说不清”说。
“明代说”，主要依据1983年在南京海国公吴祯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墨盒，考古简报中写道：铜墨盒一件，出土于左壁龛，铜盒外加木盒，出土时盒中残存吸过墨汁的干棉丝。
此外，还有一位叫胡果存的藏家在1999年广州文物总店买到的一件错银（或错白铜）铭文墨盒，这件墨盒指名道姓写着是明代万历年间刻玉高手陆子冈的作品，铭文中还说明了，在明代铜墨盒不叫墨盒，而叫”书带铜器“。
“清嘉道说”，主要根据 “一得阁” 墨汁创世人谢松岱先生在《论墨绝句》中的考证：古用砚，无所谓盒。墨盒者，因砚而变通者也。块而砚，砚而盒，盒而汁。古今递变，亦其势然欤。“
他最后总结一句”（墨盒）是始于道光初年无疑“。此外，谢先生还说过：”刻字于盖者，始陈寅生茂才。店与人尤在，实盛行于同治初年。“谢先生做墨汁，与北京琉璃厂制作铜墨盒的高人是邻居，他的考证，很有分量。
“说不清”说，依据《古董琐记》的作者邓之诚。他在《墨盒》一文中说：墨盒之制，不详始于何时”。
其中持”清嘉道说“观点者，抨击吴祯墓出土的不是铜墨盒，而是”黛盝“——描眉染发用的小盒。持”明代说“者，抨击”清嘉道说“:你们在明代典籍中找不到墨盒这个词就说明代没有墨盒，这是武断。再说，吴祯墓主是男人，描眉花眼成何体统。
总之，分歧挺大的。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清嘉道说“，因为，确实，吴祯墓中的”铜墨盒“出土于墓室左壁龛中，旁边还放了铜镜，挖耳勺、镊子啥的。而且他的墓中除了”铜墨盒“再无其他文房用品，海国公恐怕写字少，头发白吧。
陆子冈那件是否到明，不好说。再无实物了，也无记载了。而清道光年间的铜墨盒实物很多，到咸丰已然琳琅满目。
再来说说咱们这个小墨盒盖子吧。
上面的诗文，是弘一法师用铁笔（篆刻刀）以章草字体雕刻的。
弘一法师（1880-1942），民国四高僧之一。俗名李叔同，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等等等等。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杭州，刘质平、丰子恺为其学生。1918年，37岁的李叔同皈依佛教，同年农历七月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名演音，法号弘一。九月，入灵隐寺受比丘戒。1942年10月圆寂于福建泉州开元寺。圆寂前，预知时至，念佛往生，留遗笔：悲欣交集，见观经。
弘一法师出家前，在书法、音乐、绘画、戏剧、篆刻等方面绝世出尘。出家后一心弘律，著《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同时精修净土，晚号晚晴老人。
弘一法师的书法，以魏碑为纲，兼修汉隶、章草，自成一空灵、自在的书体。法师出家后，谨戒在艺术方面的创作，独以书法、绘画为媒，弘法利生。
墨盒上的“铁笔“一词专指刻刀，弘一法师的铁笔为自创的锥状刻刀。
在他《致马东涵书》中写道：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
在晚清民国时，章草再度复兴，代表人物有沈曾植、王世镗、马一浮、王荣年、弘一法师等。目前可以见到弘一法师章草纸本作品几乎没有。章草作品似乎仅见于他亲自雕刻的铜墨盒上。而且，在弘一法师雕刻的铜墨盒，几乎全为白文章草。
综上分析，弘一法师大概认为在小小的铜墨盒上刻文，还是白文章草最为适合，苍劲，干净，古朴。
再说诗文。前半句：”抱篇章而景慕“是南朝梁钟嵘在《诗品》中对曹植的赞语，后半句”乐琴书以消忧 “是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佳句。
墨盒上两小句，读起来一片清凉，暗含隐逸的趋向，大约也包含了对使用者的希冀。
当然，将梁陶两句和合二为一，并非法师独创。留存有清初张文陶先生的对联为其证。
只剩的一只墨盒盖，却见证了民国一代高僧的书法篆刻水准和逸气。愿一切种诸冥灭，拔众生出生死泥，子子孙孙永宝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