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焦已经去世快六年了。这大概便是老焦成为我第一个想要记录的人的原因——一个苦命的故人。

        之所以说老焦苦命，是因为老焦几乎没享过一天清福。老焦幼年时便无父无母，跟随几个哥哥长大，做过各种苦力，待哥哥们娶妻生子后遭尽嫂子的各种白眼，最终选择外出打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农村，至少山东农村，外出务工并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受尽屈辱的老焦一咬牙跑到了烟台，去海岛上打工了。据说冬天的海上海风异常凛冽，老焦做的工作是下网、捞海鲜、剥海鲜，别说不戴手套，就算带上手套，手上都被划得尽是血口子。等到春夏农忙时，老焦还要回家务农。正是这些苦力，练就了老焦一副强健于常人的身躯，无论走路的姿势还是干活时的力气，都像极了一个男人。

       老焦真算不上一个漂亮的女人，眼睛很小，门牙很大；个子很高，脚却外八，走路时铿锵有力，生气时咬牙切齿。我没见过老焦年轻时的样子，自我认识老焦时，她脸上的皱纹就已深得像被刀刻过一般。当然，我亦不知道中间经过何人介绍，老焦嫁给了我们村的230. 230本名叫来印，是一个个子矮小但脾气很大的男人，更多时候他都像一个愣头青，所以人送外号二百三，意即连二百五都不如。老焦是一把干农活的好手，她一个人可以顶两个男劳力，并且干活从不知疲惫。230年轻时爱喝酒，喝完酒就开始吹牛耍酒疯，那时老焦的眉头就会拧成一个很清晰的“川”字；但是，230不喝酒时又很可爱，开各种幼稚的玩笑，偶尔还来个模仿秀，那时老焦脸上的皱纹又会绽放成一朵花。时间太久，我也记不清老焦和230有没有打过架，但是隔壁传来锅碗瓢盆破碎的声音对周围的邻居来说倒是习以为常。老焦和230就在这样吵吵闹闹同时又夹带小幸福的岁月里走过了十个春秋，直至有一天，老焦倒在了田地里。

       那年，我九岁。大家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听说老焦倒下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那时的村民，几乎没人听说过“脑溢血”一词，更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理这种突发疾病，甚至没人知道该如何呼叫救护车，230也一样。只是听说，他以最快的速度找了一辆拖拉机，把老焦抱上车，奔去了镇卫生院。（其实脑溢血病人是不能经受震动的，农村的土路加上拖拉机的颠簸，无疑恶化了病情）。老焦在医院里躺了6天后依旧没有苏醒的迹象，医生说如果第7天再醒不过来，家里就可以准备后事了。于是，在第7天时，老焦醒了。大概她也是不甘心就这样带着三十多年来所受的苦难去黄泉之下见父母，因此倔强地苏醒了。（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臆想。）待老焦出院回家时虽已是半身不遂、口齿不清，口水横流，但我仍能记得230欢快的脚步声，尽管医院拿走了230家几乎所有的积蓄。

        后来，230在通往镇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开了一家小卖部，让老焦留着口水看店，说是怕老焦感到无聊，同时扬言等挣多了钱，一定带老焦下一次馆子，并若有其事的罗列一些菜名。每当那时，老焦脸上都会洋溢着极其少见的笑容。

        后来的日子倒也可以说平淡无奇，230喝酒没有以前凶了，嘴边经常挂着“多挣钱，挣大钱，给老焦把病看好”之类的话。只不过在230要挣大钱的野心背后，依旧苦了老焦。一旦农忙时，230就拖着三个孩子下地干活了（三个孩子那时都已读小学），真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孩子毕竟力气有限，即便三个孩子也不如一个大人。经常是，天黑了，每家开始吃晚饭了，老焦还坐在屋后的树林里翘首等待。那段时间，每天放学后，我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看老焦是不是坐在树林里，然后端一碗菜、一碗汤再加一个馒头给她送去。老焦的这一餐，我要跑三趟才能送完，还要等她吃完再把碗拿回家。后来230奖励了我一个用易拉罐改造的牙刷杯，那时觉得自己真是一个有价值的小朋友。

        真正的危机出现时已到了2010年冬天，老焦的家人们恰巧都在家。老焦拿着东西的手突然垂下去，整个人又不省人事。此时的人已经懂得叫救护车，待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时，医生立马判断情况不妙，直接把老焦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的医生说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即便开颅，情况也不乐观。据说孩子们已经决定放弃抢救了，因为想给妈妈保留一个完整的样子；可是230却如疯了一般，声嘶力竭地喊着“开！开！开颅！抢救，拼了命也给老子抢救！”开颅手术虽然做了，可是结果终究也未能出乎医生的意料。孩子们带着极大的愤怒和悲恸与230打了一架，怪他让老焦光着头死在了手术台上。230和孩子们战斗完之后，自己蹲在手术室前抱头痛哭。连一些没有文化的村民都知道用一个词形容那时的230—肝肠寸断。

        我得知老焦离开的消息时正巧是寒假前给家里打电话。老妈说“老焦死了”时，我的眼泪汹涌不止。回家的火车上，我总是想起那个画面：230用三轮车带着老焦去田里干活，把老焦放在地头上，自己一边干活，一边回头笑着对老焦喊：“老焦，等有钱了，我带你下馆子！”

        四十多年的岁月里，老焦终究未能下过一次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