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除诽谤妖言之罪。相传古代帝尧的时候，在交通要衝之处要立上一杆旗子，谁有好的治国方法就可以站在旗子下面发表演讲，官府或者采纳或者参考，这叫“进善旌”；谁要批评政治上的失误，可以写在桥梁两旁的挡板上，因而把这种挡板称作“诽谤木”。刘恒针对诽谤谣言罪的法律下诏说：“古代之君治理天下，朝廷设置有进善言的旌幡，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的木牌，其作用是以此让进谏者畅所欲言，讨论治国平天下的事。现在的法律有一条规定：议论是非、指责过失被当做荒诞不经的言论，并要给予治罪。这就使得群臣不敢把自己的心里话通通讲出来，因而使皇上无从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样将如何招来远方的贤良人才呢？因此，这一条必须除去。”据《汉书》记载：“秘祝之官，移过于下，国家讳之，故曰秘也。”汉文帝刘恒废除了秘祝制度。古人信天信神，逢灾遇祸，认为是天降惩罚。刘恒为此下诏说：“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引导好。现在秘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这更使我的德行不好。我很赞成，不准再搞秘祝。”

        遣冯唐起魏尚。魏尚有一位好朋友冯唐，在朝廷里任郎中署长。有一天，汉文帝和冯唐议论时，谈起古代名将廉颇、李牧。冯唐讲起廉颇、李牧的功绩，汉文帝拍着大腿感叹说：“如果我能得到像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大将，还用担心匈奴吗？”没想到冯唐说：“陛下您纵然得到廉颇和李牧这样的人才，也不会任用他们。”汉文帝刘恒不高兴了，说：“你这家伙怎么这样说话？这不是让我难堪吗？”冯唐说：“我是个粗鄙之人，说话不分场合。”汉文帝刘恒知道冯唐并非是不分场合乱说一气。冯唐这样说话是话里有话，只不过说的话，太不客气。刘恒说：“你就不能找个闲处说吗？”冯唐表示了歉意。刘恒正为匈奴入侵的事儿发愁，就问：“那么你凭什么说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冯唐说，廉颇、李牧所以能打那么多胜仗，使赵国威震天下，那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听说，魏尚当云中郡(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及托克托旗一带)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只是因为他在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六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由此可见，陛下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我是愚人，好说真话，触犯忌讳。死罪！死罪！”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了云中太守职务，又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辅佐战事。

        刘恒任用了执法如山的张释之，并首肯认可了他的做法。张释之，字季，堵阳(今河南南阳方城县)人，西汉法学家。

        汉文帝时，张释之捐官出仕为骑郎，十年未得升迁后经袁盎推荐，任为谒者，因向刘恒陈说秦汉兴亡之道，而补任为谒者仆射，累迁公车令、钟大夫、中郎将等职。张释之是个严格执法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刘恒面前据理争辩著称，由于他执法公正，坚持原则，刘恒任命他为廷尉(负责刑法的最高长官)。

        一次，汉文帝外出行至中渭桥(初称渭桥，始建于秦，西汉时又称横桥，位于长安北三里，横跨渭水，与西渭桥、东渭桥合称渭河三桥)，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惊了汉文帝御驾的马，汉文帝刘恒险些摔下，十分恼火，就命人拘捕了此人，交给廷尉查办。 张释之审讯后，依法判定为“冒犯车驾，罚金四两”，上奏朝廷。汉文帝刘恒很生气，认为判决过于轻。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再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个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吏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刘恒说：“廷尉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