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与行的讨论，长久以来一直在道德领域涉及颇深，众说纷纭。其中一个学派在明朝为大部分人所认同，那就是朱熹的先知后行。这一理论显然符合朱熹的说法，毕竟朱熹要求人们先在外格尽万事万物，追求万事万物的理，然后再将这些理用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
但是王阳明先生并不赞同朱熹的观点，他认为，将知与行分做两件显然已经违背了知行的本来状态，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知与行显然是一体的，也就是著名的知行合一理论。面对毕竟深受朱熹影响的弟子徐爱的质疑，王阳明先生这样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好比人们喜欢好看的颜色，讨厌难闻的味道一样，当你看见好看的颜色，你就已经给这个颜色好看的定义，也就是说你就已经认为这个颜色好看了。当你闻见难闻的味道，你就已经给这个难闻的味道做出了难闻的定义，即你已经认为这个味道难闻了。如果我们将看见好看的颜色或者闻见恶臭的味道叫做知，喜好好看的颜色或者厌恶恶臭的味道叫做行，那么如此看来，两者便是在一瞬间同时发生的，这也从非常普遍的角度论证了知行合一。”，而面对徐爱：“为什么古代的人要将知与行分作两件”的问题时。他又解释到：“这实属是古代之人迫不得已的办法，只因为世界上有一种人，只知道懵懵懂懂地去做不知道思考，还有一种人，只知道玄玄虚虚的思考却不去做。圣贤们为了让这两类人懂得即知也行，于是发明出了知与行的两种说法，并教导人们要两者兼顾。”
显然，王阳明先生最开始对知行合一的论述是极其合乎逻辑的，但是对于另一个概念似乎就不那么完备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汉字都是在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发展之中慢慢演变而来的，绝不只是某几个圣人所发明。也不能用圣人来进行解释。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在中华文明的最远头处发明了知与行的两种概念呢？让我们假想自己正处于当时的那种原始社会，那时，人们以采集捕猎为生，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生存。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当然很容易将自己采集和捕猎的行为这种深圳做出来的东西命名为行，同时将如何采集，如何狩猎的经验命名为知。我想，这也便是知与行最初的由来。
可以发现，针对知与行最初的发明与阐述是根据经验的出发的。并且放在经验之下也确实没有问题：面对一些实际的我们学习的事情，比如说让我们去种地什么的。有人传授给我们种地的知识，只是作为一种经验的传授，但我们还是需要通过自己实际的工作来体会其中的细节。
但为什么王阳明先生会反对这种说法呢？
因为王阳明所讨论的问题早已超越了经验层面！他可是大思想家，是根据哲学思想进行对问题的阐述的！哲学并不以经验为基础，甚至可以说从经验出发，就达不到哲学，所以原先的以经验论为出发点的先知后行放在这里便不再适用了。
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就要用知行合一的讨论方法，在进行时起学习的时候就要采用先知后行的方法呢？我认为同样不行。这可以从经验论本身的过程寻找原因。本质上讲，经验论，追求的是一种实际的过程，阐述的其实并不是一种事物本身。还是拿刚才种地的例子，虽然种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先听取经验，然后再去耕地。可是我们在听取经验的时候就已经知了吗？并没有，因为我们无法把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知的东西通过实际呈现出来，这些所谓的知不过假知。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种地了，你也许会认为这是先知后行的结果。但实际上着正代表着你真正将这部分经验变成了你自己的知，真知与行是一同出现的，在这一角度上，知行同样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