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一谈“教育惩戒权”话题
史伟锋
湖南株洲的“罚站学生7分钟，教师被关押7小时”的事件暂告一段落。作为当事人的赵姓家长给自己的孩子树立了一个“遇事不必讲理，暴力就可以解决一切”的榜样，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赵副所长则给手下一杆人马树立了“公权可以私用”的典型。事件中该接受处罚的已被处罚，似乎就此结束了。但是，笔者欲进一步探讨这背后的另一个问题，即教育惩戒权问题。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即规则、规律，这句话就是说欲干成一件事得遵循一定的规则、规律。这是一条朴素的真理。那么，百年大计——教育当然得遵循一定的规则、规律。教育惩戒就是基于这规则、规律的，或者说教育惩戒本身就是规则、规律的一部分。这也是一条朴素的真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谁拥有教育惩戒权呢？
老天爷有教育惩戒权吧？老天爷的事咱说不了，就不说它。
长期工作在教育一线、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老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教育惩戒权吧？我看目前社会上态度很不同。
第一种，认为老师根本就没有教育惩戒权。
以这位赵副所长为例，一位负责任的老师的正常教育惩戒行为就引起他强烈的反弹，甚至悍然公权私用，报复老师。这批人数量不少，社会能量也不小。 “尊师重教”对于这些人仅仅是口号、戏文，其内心是这样认识的：老师特别是中小学老师，就是这社会上最单纯、幼稚的一群人，既封闭又固执，整天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也就是孩子一般的见识。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面前，老师只有听从上级领导部门的指示要求的份，听从我们这个付了费的甲方的要求的份，哪能“自作主张”来惩戒孩子呢？老师们想干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我要的好教育”。这是一种病态的认识，其实质就是轻视、蔑视老师这个群体。笔者都不愿提这病根的历史脉络。
持此第一种观点的人，可就此打住，不必再往下看了。
自1919“五四”运动以来，大家都记住了“民主、科学”的伟大光辉，可是其负作用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建议可以看看同期并行的一派——“学衡”派的观点，就会更清楚了。
第二种，认为老师有合理的教育惩戒权。
这类人士认为，如果老师的教育惩戒是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不接受。持此观点的人士很讲道理，笔者很愿意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惩戒是合理的？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分析。
第一，宏观层面。
前面我们谈到教育惩戒是基于教育规则、规律的。而教育目标是决定着教育过程，教育手段的。我们教育孩子们，要把他们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如果把孩子们要培养成##＆＆％％##jbr，这就凸现了人的工具性、家丁化。这个目标指引下的教育惩戒手段恐怕咋整都难以合理。如果我们要培养孩子成为未来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这就凸现了人的主体性，培养了孩子们权利与义务意识，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意识。在这个教育目标指引下的教育惩戒手段，估计比较容易达到合理范围的。
不过，这宏观的层面事，我们老百姓难以把握。
第二，微观层面。
在实际教育生活中，关于合理的教育惩戒范围，当然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怎么办呢？只要肯学习别人，办法总是多于困难的。笔者还是得套用一下某位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话来说，即“统治要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行”，那就是“教育惩戒要征得被惩戒者的同意才行”。即师生双方都认可了的惩戒就基本上是合理的、可行的了。那么，就可以开一个“学生代表（未成年人由家长陪同）、一线老师代表以及教育专家”的三方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协商。在这个会上，各方都要充分表达自己的要求，但不必讨论什么“春蚕、蜡烛等”，这伤感情。也不必讨论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不合适，孩子的父亲是不能随便认的。就光讨论教育惩戒的合理区间问题。那从何说起呢？就从孩子走进校门的有关身体健康、各项学习权利说起。例如，上自习课期间，人人都应享有一个安静有序的教室里学习环境的权利，如果哪位孩子此刻说他有大声喧哗，自由表达的权利，对，我们支持，但请另寻时间或另寻地点，若非得此刻在教室里行使此权利，那就侵犯了他人的一个安静有序的学习环境的权利，就得接受惩罚。这就是规则，人人遵守，人人维护，人人就受益。老师只是规则执行的一位监督者。就诸如类推，一条一条罗列，最后再核查一下，看看诸条是否符合相关法律、公序良俗。三方签字画押，遵照执行，并署上“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诸条”，为以后遇到新问题继续讨论留下余地。果真能如此，今后倘若有孩子受到了教育惩戒，就会思考问题在哪儿，自己是受到了规则的处罚，而不应该记老师的私仇。
这个“三方联席会议”是否像小孩过家家似的？是否显得幼稚可笑？但是，这的确是行业理性的雏形。先划清此底线，在此基础上再谈“爱与奉献”、“师恩如山”等高尚主题。这样的类似于童话寓言的问题解决办法，就在我们国家某个时期某个地方实行过，现在好多人不知道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