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荡生，芦苇荡长，常听人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

三样苦 ，我家占了两样。

撑船无需多说，芦苇荡边哪家没船？撑船就像走路、吃饭一样习以为常。倒是磨豆腐，让我对所谓的吃苦，小小年纪便有了深刻的体验。

寻常的日子，气温不是太高，母亲提前一天把干燥的黄豆浸泡到水里，到了第二天，黄豆吸饱水胀开了，才开始用石磨碾压出豆浆。

推动石磨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远远地站着，两手同时使力，推起绑在上片石磨上的木拐杖，带动上片石磨转动起来；另一个人低着头弓着腰，左手抓住木拐杖跟着上片石磨一起转，右手同时把黄豆喂入磨眼，上片石磨转动一圈，喂一勺黄豆，接跟着，洁白的豆浆从互相咬合的石磨缝隙间流淌出来，滴入到等在石磨下面的木桶里。

推动木拐杖，俗称推磨，最耗力气。即便数九严寒，几圈磨一推，也会浑身起火 ，没多会，必然满头冒汗，接着把棉袄脱掉，只剩一件球衫，也挡不住身上热气腾腾。如果是酷暑盛夏，那更不用说，浑身大汗淋漓，像水洗一样。

我那会儿读初一，放学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推石磨，最多坚持一刻钟，我就气喘吁吁，就像快速跑步，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和姐姐轮换，即我喂豆，她推磨。

姐姐比我大两岁，但做事比我缺少毅力，她推磨最多三五分钟，就开始叽叽歪歪 ，不肯再坚持，于是，我和母亲轮流推磨喂磨。

不过十二三岁的年纪，能有多大的毅力和耐心？我内心有多少的抱怨，就有多少的无可奈何，因为我如果也甩手不干，母亲一人就没有办法既推磨又喂磨，看看天色将晚，她会急得往天上跳。

如此，换换停停，没有两个小时，豆浆不会磨结束。这还只是做豆腐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程序，虽然在力气上无需气喘吁吁，但相当繁琐。

首先是晃浆，需要把木桶里的豆浆，一勺一勺地舀进吊在半空的绷布里，然后，慢慢悠悠地晃，不能着急，晃得稍微快一点，豆浆就会溢出绷布，一下子冲到地上。

晃浆之后，豆渣留在绷布上，过滤干净的豆浆从绷布漏到木桶里，再把木桶里的豆浆，一勺一勺地舀进大铁锅里。

其次，烧豆浆必得无比小心，刚开始可以大把大把地往锅膛里填柴火，越往后柴火添得越慢，豆浆沸腾前十分钟，只能几根几根地添，倘若，豆浆达到沸点，而锅膛里柴火正旺，沸腾的豆浆会在眨眼之间，从铁锅里噗（往外溢）得一干二净，全部流淌到地上，根本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如果这样，母亲会气得满脸通红，喋喋不休地骂半天。

所以，当铁锅里的豆浆开始嗤嗤冒水泡，母亲就端着盛满冷水的大铜勺，站在铁锅跟前，眼睛盯着豆浆锅，嘴里叮嘱烧火的人火小些火小些，一待豆浆上涨，立刻把冷水浇进铁锅里，接着又是一勺冷水，如此反复三四次，豆浆才完全煮熟，但又不至于噗出铁锅。

烧熟的豆浆冷却了十多分钟之后，母亲就把豆浆舀到空水缸里，不等豆浆完全凉透（温度多少合适，母亲凭手感确定），母亲会蹲下身趴在水缸边，慢慢给豆浆点卤。

端在左手的碗，微微倾斜，微微抖动，细若游丝的卤水便顺着碗口流泻到豆浆缸里，与此同时，母亲晃动握在右手的长勺，均匀地搅拌豆浆。在卤水的作用下，豆浆渐渐凝固，变成豆腐脑。

点卤很是考验耐心和技术，卤水流泻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长勺的搅动同样如此，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这个程序，只有母亲一人操作，缓慢的，平静的，同时又是一气呵成的。

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压包。

当豆腐脑凝固到一定程度，母亲就把水缸里的豆腐脑，一勺一勺地舀到木板框成的棉布上面，然后，封好棉布盖上木板，给木板上装有的动力杆缓缓施加压力，豆腐脑里面的水缓缓地被挤出，最后变成一木板豆腐。

直到这时，母亲才有空闲冲洗石磨、木桶与勺子，做完这一切，大概要到夜里十一点钟。

我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地叙述磨豆腐的过程，就是想说明，磨豆腐太繁琐太累人。

豆腐磨出来，还不算大功告成，得卖出去。

农村人不睡懒觉，买菜早。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先起来收拾一番，然后再叫二哥或者父亲跟她抬着豆腐去小街。

到了八九点，一般不超过十点钟，母亲基本把豆腐卖完。豆腐五分钱一块，一分一角一元，零零总总加起来，一包豆腐大概赚个一到两元，母亲笑嘻嘻地收摊回家。

中饭前后这段时间，母亲会偷里忙空地做农活打箔子，到了下午四点多，又开始磨豆腐。

每天下午放学，我磨磨蹭蹭，就是不想回家，母亲左右望不到我，便会站到屋后的河码头，对着学校的方向喊：二丫，二丫嘎来呀，二丫啊……沙哑混浊的声音，穿过大河小沟，传到学校。

我躲无可躲，又不忍心母亲太焦急，只得硬着头皮走出学校，到了家，即刻脱下外衣，开始推磨喂磨……日日如此，周而复始。

夏天例外，因为豆腐做得太早，等不到第二天就会馊掉，所以，母亲都是从夜里十二点之后开始做豆腐，到第二天早上鲜活的豆腐刚好出笼。

半夜时分，当母亲把我从沉沉睡眠中拎起来推磨的时候，这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

昏黄的煤油灯，黯淡的夜色，母亲焦灼的脸以及被汗水湿透的发，这些记忆，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一包豆腐要折腾五六个小时，太累人了，为此，除了母亲，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做豆腐。

我、姐姐、二哥，一摸到木拐杖，就开始骂天骂地，父亲常常把黄豆和木桶扔出门外，家里为此鸡犬不宁。

我打两三岁就开始搓麻绳，六七岁学习编蒲包、打柴帘，双手被麻绳和芦柴划得伤痕累累，但我很少抱怨和躲避。

唯独磨豆腐，我忍无可忍!

八十年代初，当年少的我气喘吁吁地推着沉重的石磨时，多少次立下弘誓大愿：这辈子就是穷死饿死，就是沿街乞讨，也绝对不去磨豆腐。

而母亲呢，为此消耗的精力和时间最多，全家人又一致反对，她就不想停下来息一息？

几亩薄田，只能维持一家人的吃喝，再想添置些什么，难免捉襟见肘。

母亲大字不识一个，除了力气，她还有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