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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立即成了关乎国之根本，民之生存的国家第一产业，其地位之高为历史之最。
为了发展中国农业，在毛主席为核心那一代国家领导人那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为突出的就是确立了农业集体化道路。
可惜的是，后来邓公以家庭联产分田制度取代了农业集体化，虽然产生过短期效益，但“三农”问题却成了老大难。
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和对比，不少有识之士深感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还必须回到农业集体化道路上去。
农业回归集体化道路才有前途，但要实现这一回归却很难。难就难在当下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心目中，农业集体化还是“毒蛇猛兽”。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听到的是对毛时代农业集体化道路的负面宣传。
面对这一情况，正视历史，敬畏真理就特别重要。就必须让年轻一代了解真正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农业集体化被“污名化”的前因后果。
前30年因为农业实现了集体化，粮食增产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要素才得以保证了，也就是土壤改良、合理施肥、兴修水利、培育良种、合理密植、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工具机械化等等。
也因为全面推动了兴农增产要件，中国解决了千年吃饭问题，人口也才由解放初的4亿增加到了8亿，人均寿命也由解放初的35岁增加到了68岁。
毛主席逝世后，邓公为核心的一代国家领导人认为粮食增产的要件更在于农民的积极性和市场看不不见的手。于是，便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幅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与此同时，开动了“大锅饭养懒汉”等否定农业集体化道路的负面宣传。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粮食问题作出决定：提高政府的粮食收购价格，其中计划内收购的部分提价20%，超计划收购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其他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也相应提高。
由于前30年打下了雄厚的农业基础，加上通过激发人的私性等市场手段的作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实提高了，粮食也增产了。
但好景不长。随着国家对粮食收购价的下调，以及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市场手段的淡去，不但粮食减产了，“三农”问题也日益突出。
1985年，国家取消计划收购（统购），实行合同收购。对合同内的收购价格，取消了超购加价50%的政策。实行这一政策后，农民积极性大幅下降，粮食增产受到影响。1985年到1988 年间粮食的年度产量始终未能超过1984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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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几户农民在全国率先推行“大包干”，同时，也拉开了全国农村“单干”的序幕。
然而，因率先搞“单干”而红极一时的小岗村直到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也才2000多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
最后，安徽省委不得不派得力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一把手，帮助小岗村脱贫。
据说沈浩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小岗村“两委”班子去大寨参观。参观大寨后的沈浩还颇有感触地说：大寨是干出来的，小岗是“盖”出来的。最后，小岗村在沈浩的带领下，依托村集体经济发展脱贫致富，到2018年12月小岗村的贫困人口才得以全部脱贫。为此，人民的好干部沈浩却被活活累死。
其他搞“单干”的村落情况都不妙。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9.08%。加上农村因失去集体化而产生的两极分化现象十分突出。在农村，很多人生活已是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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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国仍保留了集体化道路的村落都发展很好。大寨、南街村等内陆村庄，无一不是享誉全国乃至全球的富裕村，平安村，幸福村。边陲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也同样于此。
1982年，在国家要求取消人民公社的大背景下，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的社员们却的投票表决，保留了人民公社制度。
2016年，嘎措人均现金收入18494元，远高于那曲本地区的人均8638元，也高于同年西藏各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年嘎措人均集体分红就与西藏人均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区（含政策性收入）几乎齐平。
嘎措乡设立了自己的医疗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填补政策优惠之外、需牧民自行承担的医疗服务与救助费用，包括不予报销的医药费、路费、住宿费等等。
嘎措乡还首创牧民退休制度。牧民55岁以后会成为退休牧民，获得实物现金补助，在身体条件允许与自愿接受任务的前提下，还可以继续参加适当的劳动，获得工分。
嘎措乡还建了专门的养老安置中心，来安置孤寡或失能老人无家庭照料的老人，并有专门的看护人员轮流看护，由集体给看护工分。
对于因突发情况、有额外现金需求的牧户，如孩子上学，治病等，集体还提供免息借贷作为一种临时救助。村集体不要求当年一次还清，而是每年分红的时候，从分红现金中扣除贷款的20% 或30%。
嘎措乡还摸索出“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再群众监督干部”的循环监督模式。在这一监督制度中，村干部将基本工资全部上交给集体（其他的绩效考核、奖励补贴等可自己留用），年终再由全民投票，决定干部的工分等级，干部根据评议的工分等级获得他/她当年的收入。
嘎措乡2014年注册了“普若岗日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牧业公司销售畜产品时，并没有把“市场”凌驾于内需之上。牧业公司出售的牛羊肉是三等肉，而一等肉则留给辛苦的社员们自己消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嘎措人民公社从来没有任何纠纷，社会稳定性极高，村里也没有任何的闲散青年，与同时期的严打形成鲜明反差。现在的嘎措人民公社，更是西部边陲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引来世界各地羡慕的目光。
04
从内陆到边陲，从中原到西藏，毛时代农业集体化道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农业“单干”却是越来越难以为继。
事实证明，单干无论是对农业的认知还是对农业的布局都有极大的局限性。它只是孤立地看到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而忽视了农业的整体性和全局性。比如粮食增产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要素，就比个体的积极性高级很多。而且，对于单干的个体农民来说，失去了集体的协作，就是想干点事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水利问题，比如机械化耕种问题等等，哪一项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做成的。也因为个体的做不成，最终那一点点个体的积极性也会耗费干净。
历史是位收藏大师，也是一面镜子。它给人们提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帮助。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两种农业发展道路的对比，我们应该具备了辩真识伪，鉴往知来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