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讲透资治通鉴》018 为什么礼器比土地重要？

一、新筑大夫仲孙于奚向卫国国君索要曲县和繁缨。对这种公然挑战礼制，蔑视权威的事情，国君会不会答应呢？孔子是如何评价这件事的？为什么孔子会认为礼器比土地重要？

答：1、新筑大夫仲孙于奚向卫国国君索要曲县和繁缨。对这种公然挑战礼制，蔑视权威的事情，国君会不会答应呢？

——国君很可能在虚名和实利之间权衡了一下，觉得省下来的土地更划算，所以就答应了仲孙于奚的要求。

2、孔子是如何评价这件事的？

——孔子对这件事有一段很经典的评语，被司马光转引过来。孔子的意见是：如果仲孙于奚嫌国君一开始赏赐自己的土地太少，国君不妨把土地加码，就算给多了也没关系，但是，名和器绝对不可以乱给。

孔子的原话是：“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3、为什么孔子会认为礼器（虚名）比土地（实利）重要？

名和器，代表着尊卑的秩序，在一个上下尊卑、稳定有序的宗法社会结构里，名和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东西，一旦错乱，上下尊卑秩序就没有了，管理结构就散了。

所以，在孔子看来，国君的统治能力就建立在对名器（虚名）的控制能力上。一旦把自己专属的名器给了别人，就相当于把政权交了出去，从此就会一溃千里，以亡国收场。

二、在操作层面“名”和“器”既然是一体的，那该如何维护？为什么？

答：1、“器”如何维护？

——孔子认为，器就算再不值钱，也不能乱给。

比如，上一课中提到的仲孙于奚不肯接受土地，希望卫国可以赏赐自己曲县（以编钟为例）和繁缨，但仲孙于奚的身份是大夫，判县（左右两面挂编钟）才是他的标配，他想要曲县（三面挂编钟），看上去只是多挂一面编钟而已，但多挂这一面编钟，这位大夫就有资格和诸侯分庭抗礼了，要知道卫国的国君也不过就是诸侯的身份，用的也只是曲县而已。

繁缨也是同样性质的物件。从物件本身来说，它不过是挂在马的鬃毛上的一点装饰，比曲县更不值钱，而在名器的意义上，只有给诸侯拉车的马才能装饰繁缨。

所以，从名器的角度来看，仲孙于奚的要求是在公然挑衅国君的权威。

2、“名”如何维护？

——“正名”。

这个要“正”的“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认为，搞政治一定要光明正大，“正名”虽是小事，但一定要放在首位，如果“名不正”，则最后一切都会乱套。

比如，卫出公和蒯聩的矛盾若要解决，很简单，“正名”，卫出公悔过自新，哭着去请父亲回国做国君，自己退位当太子就可以了。

由于卫出公和蒯聩最初的“名不正”，这是后来导致卫国一切灾难的根源。

三、“晋文公请隧”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司马光通过讲述“晋文公请隧”事件并联系“韩、赵、魏三家受封诸侯”想表达自己的什么样的观点？他是怎么论证的？

答：1、“晋文公请隧”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平定了一场王室内乱，假如不是晋文公肯出力，周襄王就做不成天子了，于是周襄王拿出土地，但晋文公不要，只想要“隧”。

所谓隧，是一种丧葬规格，挖墓地的时候可以修一条隧道让棺椁通过。

根据礼制，这样的一条隧道是天子专属的丧葬规格，诸侯的棺椁只能用绳子吊着垂直放到墓穴里。

晋文公的这个请求和仲孙于奚异曲同工，但周襄王明确告诉晋文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坏，您要是想坏规矩，享用天子级别的丧葬规格，那除非您天命所归，人心所向，改朝换代，把我赶下台。

这番话还真的把晋文公说怕了，不敢再提非礼要求了。

2、司马光通过讲述“晋文公请隧”事件并联系“韩、赵、魏三家受封诸侯”想表达自己的什么样的观点？

——司马光想表达两个观点：

一是破坏礼制的推手不是韩、赵、魏三家，而是周威烈王本人；

二是王朝的崩坏就是从名器的滥用开始的。

3、他是怎么论证的？

为什么司马光会认为“破坏礼制的推手不是韩、赵、魏三家，而是周威烈王本人”呢？

首先，三家大夫以下犯上，欺负自己的国君，瓜分自己的国家，按照礼制，天子应该发动天下诸侯来讨伐他们才对。周威烈王不但不加讨伐，反而拿诸侯的名分来表彰他们，这可真叫破罐子破摔了。

其次，三大家族就算再强，只要周天子一天不认可他们的诸侯身份，他们一天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就像当初“晋文公请隧”事件中，如果以实力对比来看，晋文公若想把周襄王赶下台，简直轻而易举，但他怕犯了众怒，让其他诸侯找到借口，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这种情况在春秋时代其实很多，司马光列举说：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晋国的智瑶，论实力都能发动政变，取国君而代之，他们当中也没有哪个是善男信女、心慈手软。

但之所以谁都没敢这么做，还不是因为害怕僭越名分会惹来众怒吗？）

现在，周威烈王竟然把诸侯的名分给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就突破底线了。天子既然允许他们当诸侯了，他们的地位也就名正言顺了，谁也没资格去讨伐他们。

所以这件事，不是韩、赵、魏破坏礼制，而是周威烈王自己破坏礼制。

君臣之礼既然坏掉了，有规则、有秩序的社会从此就变成了丛林社会，弱肉强食而已，周朝再也维系不住，然后自然是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结论：王朝的崩坏就是从名器的滥用开始的。

（复习一下“001 《资治通鉴》为什么从这个年份开始？”——“......《资治通鉴》是以“稳定”作为核心政治诉求的，在儒家体系里边，必须正名才有稳定。

所以，司马光才会以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这么一个“名不正”的小事件作为开端，将这个表面上的小事件解读为全部历史当中最大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