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蝉鸣从窗缝里挤进来，吵得人心烦。
我坐在诊室里，面前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穿着校服，低着头，手指绞着书包带子。她妈妈在旁边絮絮叨叨：成绩下滑、不肯说话、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医生，”那女人往前探了探身子，“您从医以来，治好了多少像她这样的病人？”
我愣了一下。
窗外有风吹进来，病历本翻动了一页。我垂下眼睛，看着那女孩校服袖口蹭的一点灰，说不上来。
“一个都没有。”我说。
女人脸上闪过一丝失望。女孩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她有一双很黑的眼睛。
顾辛夷的头发比我长。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高一刚开学那天。她站在教室门口，背对着我，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照得她的头发边缘发亮，毛茸茸的，像裹了一层金边。她回过头，脸被阳光晃得眯起眼睛，睫毛也是毛茸茸的。
“同学，让一下。”她说。
我这才发现自己挡着门了。
后来分座位，她坐我斜前方。再后来分宿舍，她住我对面。再后来高二重新分班，我们又分到一起，在校外找房子，稀里糊涂就成了合租室友。
她爸妈在广东做生意，一年回来一次；我妈改嫁去了江苏，我爸在厂里住。两个没人管的人住在一起，倒也合适。
那间屋子朝北，夏天凉快，冬天冷。我们一人一张床，中间隔一个床头柜，柜子上放着一盏台灯，谁晚上想看书就挪到谁那边。
她总喜欢坐在窗边写作业。房东留下的那把旧椅子，她拖到窗户跟前，坐上去，腿蜷起来，本子搁在膝盖上写。我说这样对眼睛不好，她说不碍事，光线好。阳光照在她头发上，还是毛茸茸的。我叫她，她回头，睫毛也毛茸茸的。
“干嘛？”
“没事。”
她就笑，眼睛弯成两道弧，又转回去继续写。
她的成绩比我好一点，每次月考都排在我前面。我想考安徽医科大学，因为离家近，学费也便宜。她想了很久，说想去南方，那边暖和，冬天不用穿那么厚。
“南方医科大学？”我问。
她点点头。
“那挺远的。”
“高铁几个小时而已。”她说，“放假可以找你玩。”
九月的某一天，晚自习后教学楼熄灯，我们溜进去拿忘记的卷子。走到三楼的时候，她说想坐一会儿。
阶梯教室空荡荡的，月光从高处的窗户照进来，照在讲台上，照在空着的椅子上。我们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她没开灯，就那么坐着。
“以后这里会坐满医学生，”她说，“听老师讲解剖，讲病理，讲怎么救人。”
“嗯。”
“你会是个好医生。”她侧过头看我。
“你呢？”
她没回答，低头在口袋里翻了翻，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展开，递到我面前。
上面是她手抄的一段话。
字迹很认真，一笔一划，能看出描过很多遍。墨水有些洇开了，大概是揣在口袋里太久，被汗浸过。
“我谨以全体医疗工作者之名，”她念，声音低低的，“我将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以此谋取不当之财，不以此欺骗患者之心……”
她念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月光照在她侧脸上，她的轮廓软软的，睫毛垂下来，像两把小扇子。
念完了，她没停，继续往下背：“我保守患者秘密，直至终身。我维护医者尊严，无论贫富。我以此誓言，献身人类健康——”
她顿了一下。
我接上去：“——之事业。”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亮亮的，月光在里面晃。
“你也会背？”
“你天天在窗边念，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起来。她伸出手，手指凉凉的，握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拉过去，掌心贴着她的掌心。
“再念一遍。”她说。
我们对着念完，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虫鸣一波一波的，远得像另一个世界。
“以后你是安医大的，”她说，“我是南医大的。”
“嗯。”
“隔得也不远。”
“嗯。”
她又笑了，松开我的手，站起来：“走吧，宿管要锁门了。”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空荡荡的阶梯教室。月光还照着，椅子还空着，没什么不一样。
只是我的手心还留着她的温度。
十月底的时候，我半夜醒过一次。
不是自己醒的，是床板轻轻动了一下，把我晃醒了。
我眯着眼睛看过去，借着窗外的路灯光，看见她坐起来，披着外套，光脚踩在地上，走到窗边。她没开窗，就那么站着，看着外面，站了很久。我想叫她，又怕吓着她。后来她自己回来了，轻轻躺下，背对着我。
第二天早上我问她：“昨晚没睡好？”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笑：“上厕所，怕吵醒你。”
我信了。
十一月的某个周末，她洗完澡出来，头发湿漉漉地披着，水珠从发梢滴下来，洇湿了睡衣肩膀那块。她坐在床边擦头发，擦着擦着忽然不动了。
我抬头看她，她盯着墙壁，眼神空空的。
“辛夷？”
她回过神，冲我笑了一下：“走神了。”
然后继续擦头发。
我看着她，她的动作很慢，慢得不正常。一下，一下，像在梦里。
“我来吧。”我走过去，拿过她手里的毛巾，站到她身后，帮她擦。
她的头发很长，黑黑的，软软的，毛巾裹住，轻轻揉。她没动，就那么坐着。
“你最近是不是睡不好？”我问。
“还好。”
“吃饭也吃得少。”
“天热，没胃口。”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她沉默了一会儿。毛巾底下，她的肩膀很瘦，隔着睡衣能摸到骨头。
“真没事。”她说，“就是有点累。”
我把毛巾拿开。她回过头看我，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脸上却带着笑，眼睛弯着。
“你别瞎操心，”她说，“我没事。”
她的眼睛亮亮的，笑得好看。我就信了。
十二月的时候，我开始留意。
她吃饭确实吃得少，有时候扒两口就说饱了。她在阳台上发呆的时间变长了，喊她好几声才能听见。有几次我半夜醒过来，她都坐在床边，不知道坐了多久。
我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没有。我问她是不是月考没考好，她说没有。我问她那是什么，她笑笑，说就是有点累。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问我：“你说，当医生真的能救很多人吗？”
我正在写作业，头也没抬：“应该吧。”
“那要是救不了呢？”
“那就尽力救。”
她没说话。我抬起头，她靠在床头，看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随便问问。”
那天晚上很冷，窗户关得严严的。我躺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侧过身看她，她也侧过身，背对着我。被子鼓起一个小小的弧度，半天没动一下。
一月特别冷。
那天我放学回来，推开门，看见她坐在窗边，抱着膝盖，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就那么坐着，窗帘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过去还是该退出去。
她听见动静，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红的，脸上全是眼泪，但她冲我笑了一下：“回来啦？我没事。”
“你……”
“真的没事。”她站起来，从窗台跳下来，趿拉着拖鞋往卫生间走，“我去洗把脸。”
卫生间门关上了，水龙头响起来。
我站在门口，听着水声哗哗地流，很久很久。
那天晚上她照常写作业，照常和我对答案，照常催我早点睡。头发还是披着，灯光底下还是毛茸茸的。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二月底开学，她瘦了一圈。
我问她是不是寒假在家没吃好，她说没什么胃口。我问她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她说不用，就是压力大。
“你有什么压力？”我问，“你成绩那么好。”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忽然笑了：“是啊，我有什么压力。”
那个笑和平时不一样，嘴角弯着，眼睛里却没有光。
三月的某个晚上，我醒来，发现她不在床上。
我坐起来，看见窗户开着，冷风灌进来，窗帘被吹得高高扬起。她坐在窗台上，背对着我，两条腿垂在外面。
十七楼。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被子被我踢开，我赤着脚踩在地上，冰凉的。
“辛夷。”
我的声音在发抖。
她没回头。
我走过去，一步一步，不敢太快，不敢太慢。风从窗口灌进来，吹得我睁不开眼。我走到她身后，伸手，抓住她的手腕。
她的手冰得像铁。
“下来。”我说。
她没动。
“辛夷，下来。”
她终于转过头看我。月光底下她的脸白得像纸，眼睛却红着，红得像要滴出血来。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我没想跳。”她说，声音沙沙的，“就是坐一会儿。”
我不信。可我什么都没说。我攥着她的手腕，攥得死紧，把她从窗台上拽下来，拽进屋里，关上窗户。
她站在屋子中间，光着脚，穿着单薄的睡衣，头发被风吹乱了。我看着她，忽然想哭。
“你怎么不叫我？”我说。
她愣了一下。
“你难受，你怎么不叫我？”
她不说话。
我走过去，抱住她。她的身体很凉，很瘦，隔着睡衣能摸到肩胛骨的形状，像两片薄薄的翅膀。她在我怀里一动不动，过了很久，才抬起手，轻轻搭在我背上。
“对不起。”她说。
我想说没关系，可我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个晚上我们都没睡。
我把她的枕头搬到我的床上，让她睡里边，我睡外边。她侧着身，我侧着身，面对面。
“以后难受就叫我。”我说。
“嗯。”
“不管什么时候。”
“嗯。”
“你别一个人扛。”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台灯开着，暖黄色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有光在闪。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她问。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等了一会儿，没等到答案，笑了笑，闭上眼睛。
“睡吧。”她说。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她的睫毛轻轻颤着，呼吸慢慢平稳下来。我伸出手，想摸摸她的头发，又怕吵醒她，手悬在半空，最后收了回来。
三月底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说想出去走走。
我们沿着学校后面的河走了很久。河边有柳树，刚发芽，嫩绿嫩绿的。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踩着她的影子。
走到一座桥上，她停下来，扶着栏杆往下看。河水很浑，看不出深浅。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考南医大吗？”她问。
“为什么？”
“那边有个很大的湖，”她说，“我在地图上看到的，学校旁边就是湖。我想住能看到湖的房子。”
“那挺好的。”
“你呢，为什么想考安医大？”
“离家近，学费便宜。”
她笑了一下：“就这？”
“就这。”
她摇摇头，继续往前走。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看我。
“那我放假去看你，”她说，“你记得给我留个能看到太阳的房间。”
“好。”
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四月初，我开始学心肺复苏。
学校医务室的老师教的，说是选修课，自愿报名。我去听了两节，在假人身上按了一百多下。三十次按压，两次人工呼吸，反复练习，练到手臂酸疼。
老师夸我学得认真。
我没告诉她，我只是怕。
怕有一天要用上。
四月十七号。
那天是周五，下午没课，我先回家。她说不舒服，要去校医院拿点药，晚点回来。
我在家等她，等了一下午，等到天黑。
八点多她回来，脸色很白，眼睛下面青的。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拿点维生素。
“你吃饭了吗？”
“吃了。”
她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看着我。
“如果，”她顿了一下，“如果我以后不在了，你会记得我吗？”
我愣了一下，心跳漏了一拍。
“说什么傻话。”
她笑笑：“随便问问。”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浅，醒了很多次。每次醒过来，都侧过头看看她的床。她在。有一次我醒过来，发现她也侧过头看着我，不知道看了多久。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说，“睡吧。”
四月十八号。
早上起来，她已经在厨房了。我走过去，看见她在煎鸡蛋。油烟机开着，嗡嗡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
“今天我做饭，”她说，“你坐着等。”
我坐在餐桌前，看着她忙来忙去。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怕惊动什么。鸡蛋煎好了，她端过来，又盛了两碗粥。我们面对面坐着，吃早饭。
“咸不咸？”她问。
“刚好。”
她点点头，低头喝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的头发上，她的头发很黑，很亮。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早上特别好，好得让人舍不得动。
吃完饭她去洗碗。我坐在原位，听着水龙头的水声，哗哗的，响了很久。
“我去上课了。”我站起来。
她从厨房探出头：“路上小心。”
“嗯。”
我走到门口，换好鞋，拉开门。忽然想起什么，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晚上见。”
“晚上见。”
门关上了。
下午三点多，我收到她的短信。
只有两个字：谢谢。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没明白什么意思。给她回：谢什么？
没回。
又发：怎么了？
没回。
我坐不住了，跟老师请假，跑回家。
路上我在想，她可能只是想睡一觉，她最近总是很累。她可能忘了带钥匙，在门口等我。她可能做了好吃的，想给我一个惊喜。
我跑上楼梯，跑到十七楼。
门锁着。我拿钥匙开门，屋里很安静。她的房间门关着，门缝底下塞了毛巾。
我叫她的名字，没人应。
我推开门。
窗帘拉着，屋里很暗。她躺在床上，穿着那件淡蓝色的睡衣，头发散在枕头上。她的手垂在床边，地上有个空药瓶。
我跑过去，拍她的脸，叫她，她不醒。她的呼吸很轻很轻，轻得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嘴唇是淡紫色的，眼角还挂着一点没干的泪痕。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打完的120。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她从床上弄下来的。
我只记得我跪在她旁边，开始按。
三十次按压，两次人工呼吸。三十次按压，两次人工呼吸。
我在学校医务室学过，在假人身上练过很多遍。老师说，按压的深度要五到六厘米，频率要每分钟一百到一百二十次。我数着数，一下，一下，一下。
可假人的胸口是橡胶做的，按下去会弹回来。她的胸口是软的，按下去，能感觉到肋骨，能感觉到心跳，一下，一下，越来越弱。
我没停。
三十次，两次。三十次，两次。
她的身体越来越凉，她的嘴唇越来越紫。她的头发散在地上，我每一次低头做人工呼吸，都能闻到她头发的味道，是洗发水的味道，茉莉花的味道，和每天早上一样。
我没停。
救护车来了。
医生把我拉开。他们把她抬上担架，我跟着跑下去，跟着上车，一路上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到医院的时候，我的手已经麻了。
他们把她推进去，我坐在走廊里，坐了很久很久。
后来有个医生出来，摘下口罩，看了我一眼。
“我们已经尽力了。”
他说的好像是这句。
我点点头。
我没走。我坐在那里，手还保持着按压的姿势，两只手叠在一起，手指交扣，微微弯着。
那个姿势我保持了很久。
很久之后有人告诉我，她在枕头底下留了一封信，只有一行字：替我念完那段誓言。
后来呢？
后来我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
大一那年，我常常一个人在夜里跑到操场，对着黑漆漆的天空背那段话。我谨以全体医疗工作者之名，我将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
背到“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的时候，我总是卡住。
后来不卡了。后来能从头背到尾，背得滚瓜烂熟，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大二上解剖课，福尔马林的味道呛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尸体旁边，忽然想起她说的话：以后这里会坐满医学生，听老师讲解剖，讲病理，讲怎么救人。
我在这里了。她不在。
大五实习，轮转精神科。有个女孩被送进来，十七八岁，长发，不爱说话，半夜不睡觉坐在窗边。我站在病房门口看了她很久，护士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
后来我选了精神科。
后来我回了这座城市。
诊室的窗外有蝉鸣，阳光照在病历本上。女孩的妈妈又问了几句，开了药，领着女孩走了。走到门口，女孩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双眼睛很黑。
门关上，屋子里安静下来。
助理医师在旁边整理病历，随口问了一句：“老师，您刚才说一个都没有，是真的假的？”
我看着窗外，没回头。
“真的。”
“一个都没治好？”
阳光落在窗台上，恍惚间好像有人坐在那里，长发披着，侧脸软软的。她回过头看我，眼睛弯起来。
我谨以全体医疗工作者之名……
“没有。”我说。
我将竭尽全力……
助理医师没再问。我听见她收拾东西的声音，听见门开了又关，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两只手叠在一起，手指交扣，微微弯着。
这个姿势我保持了十年。
可她一次都没有醒过来。
因为最后那次，她躺在医院走廊里，我按了四十分钟，直到医生把我拉开。她的胸口已经被我按得塌下去，肋骨断了好几根。
可她还是走了。
所以后来有人问我治好了多少病人——
一个都没有。
因为我想治好的那一个，从一开始就不在这里。
那天下午下班，我去了趟母校。
教学楼还是老样子，只是墙面重新粉刷过，白得晃眼。我走上三楼，推开阶梯教室的门。
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人。夕阳从高处的窗户照进来，照在讲台上，照在空着的椅子上。我走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椅背上刻着很多字，一届一届的学生刻的，层层叠叠看不清。我伸手摸了摸，摸到一道浅浅的划痕，不知道是谁刻的，不知道刻的是什么。
窗外的蝉鸣一波一波的，和十年前一样。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皱巴巴的，边角已经磨毛了。那是当年她给我看的那张，她手抄的那段话。我后来在她枕头底下找到的，一直留着。
纸上还有她的字迹，一笔一划，很认真。
我展开纸，对着空荡荡的阶梯教室，一个人念完。
“我谨以全体医疗工作者之名，我将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以此谋取不当之财，不以此欺骗患者之心。我保守患者秘密，直至终身。我维护医者尊严，无论贫富。我以此誓言，献身人类健康之事业。”
念完了，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窗外的蝉还在叫，夕阳还在照。
我抬起头，看着旁边的椅子。
空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