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最后一天，小小百合项目组重新拉个群。
当我躺在床上玩“跳一跳”时，我在想骏哥说他玩下去的动力是超越老四一分；当我看着我的好友排行榜里321，309，307的前三名分数时，我在想你们自己微信上的好友排行榜里的TOP3又是多少分呢？
第一重境界：social comparison。
当我看到90%的好友都排在我前面时，我感觉我要奋斗，好好跳，好好查攻略；但当我达到95分，已经超过了一半的好友时，我觉得，嗯，够啦，今天就这样吧。这是简单的向上与向下比较，而且是与自己的小圈子（一阶好友圈）进行社会比较。虽然聪明人都自知山外有山，但往往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满足于小圈子里的比较，从中获得满足，甚至将人生困在这个自我建设的小圈子里。
人有许多自己为自己建设的困境，一阶好友圈子或许只是其中一个。再一个例子比如，人自己创造的科技也会把自己困起来。我们每天在网易新闻上关注NBA与房价，那么傻X的网易后台新闻推荐系统就认为“啊，这个用户喜欢这个”，从而越来越多的推送篮球、房产相关新闻。我们以为推荐系统会cater to user's need，殊不知每天一点点incremental的catering，正像一只作茧自缚的蚕，慢慢的把自己关在这个只有NBA和房子的世界里。音乐类app已经知道在推荐中来个“换个新口味”来抵消这种信息茧房效应，而新闻类app似乎显得非常迟钝，而不负责任的自媒体更将毁掉一个又一个用户的热情。
第二重境界：information cascade
无论是金融界喜欢说的信息瀑布，还是行为学里的羊群效应，或者溢出，或者外部性，都在从相同或略有不同的角度，描绘着social effect。六年前我被卜茂亮老师逼着写“开心农场”的论文时，费尽心机的扯出了正外部性——我知道每多一个好友玩开心农场，我就多了一个菜地可以偷；他只是简单的加入了游戏，而我却因为他的加入获得了更多的joy。卜老师当年反复问我“你这篇论文能说服你自己吗？”Can you convince yourself？六年后的我在科研上，仍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这个问题是终结性的大招吧。
另一个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六年后，social game仍然是互联网推广的一把利器。微信小程序推出一年来不温不火，张小龙坦承没有达到预期，与苹果关于“谁是分发平台”的撕逼日久天长。最终微信还是决定用“跳一跳”这种“新版开心农场”来开拓疆土咯？一样的排行榜，一样的植入广告（农场里的乐事土豆与箱子上的商标），我还是怀念当年用NOKIA浏览器在校内网上一键偷菜的感觉，没有美工没有图形界面，就是傻傻的一堆link，却能玩的不亦乐乎。
这就是social effect的魅力吧。只不过当嫂子告诉我，她必须每天给女儿的幼儿园老师，按时朋友圈点赞评论，因为她不能被其他孩子家长抢了先，我意识到，互联网的便捷带来了更多负面的社交焦虑——coercive pressure，当大家都这么做时，你不得不做——你不想跟着领头羊跑，但你不跟着跑，其他羊们就觉得你很傻。
这是一种新的囚徒困境，这个世界上内向的人占大多数，科研者里更突破了90%。大家都在自我的本心中有一份内敛，却在如此方便的沟通工具中，不得不展现出热情友好擅长社交的一面——你是不是没有微信里看上去那么快乐。我在上海的地铁上，不止一次看到满脸倦容的下班后的白领，在微信工作群里回复三个笑脸表情。我们被影响了，不知道是被人影响还是被科技影响，也不知道影响的后果，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还是一个更不像自己的人。
第三重境界：meta-knowledge
我不知道这里叫meta-knowledge是不是合适。16年4月我和骏哥有一个小小的proposal，灵感来源于Paul M. Leonardi在14年ISR和15年MISQ上的两篇single-authored的论文。
ISR文章讨论了communication visibility：如果每一个蚂蚁员工，都能看到蚂蚁所有其他员工每天里——谁在和谁通话，以及他们通话内容是什么，那么蚂蚁这个企业内的知识分享和创新力会更牛逼。
另一篇讨论了meta-knowledge：communication的特性有message transparency和network translucence两种，和ISR一样，第一种特性指“你每天发的工作短信多大程度对你的同事可见”，第二种特性指“你能多大程度了解蚂蚁金服里每个人之间的组织架构关系、工作合作情况、私交如何等”，从组织的层面上，能发挥这两种特性，成为了一种新的organizational knowledge——我们将之称为meta-knowledge，而Paul在这一篇里的贡献则是开发了一个包含两特性的communication tool，并证实这种tool确实增进了组织级的meta-knowledge。
我和骏哥都对这个网络的“鸟瞰视角”感兴趣，然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有点混淆了meta-knowledge的含义，也反复将这个概念与高阶网络、知识管理杂糅在一起，导致思路不清，这个应用在co-authorship network里的proposal暂且被搁置了。然而我们都从中悟出了一个公理：
人的行为或态度，都是由his own history/experience，以及social influence来shape的。
在一个双向好友网络里，你某程度上塑造了我，我也某程度上塑造了你；并且我知道，你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你，也是由你的其他好友们一起contribute to affect的。姐姐告诉我，之所以费尽心思让孩子上好学校，并不是为了所谓“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是为了“接触更好的人”，我们在网络里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被影响者，而且也是一个passive或aspiring的actor。
我们开始留意到二阶好友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现在看到的一阶好友，也是被他自己的一阶好友们通过日积月累的塑造而形成的。Sinan Aral等在2012年ISR的一篇文章中，颇有意思的提出了Knowledge Heterogeneity of Network Contacts（Knowledge Heterogeneity）的概念，指the diversity of a worker's contacts' expertise accumulate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projects they have worked on in the past。将worker productivity作为研究因变量的论文千千万，而把“一个员工的联系人们的过往经历/经验/知识”，作为预测这名员工工作绩效的predictor，还是相对少见。如果有一天腾讯想知道我会不会为“跳一跳”等微信小游戏付费，是否会长久的玩下去，它可能不仅会考察我在游戏中的行为，也会考察骏哥和老四的“跳一跳”得分，以及你们有没有玩除了“跳一跳”之外的其他微信小游戏等等情况——你们的指标，汇总起来（不一定是加和也不一定是平均，也不一定是熵（衡量diversity）），就成了“我”的指标。
这个互联网时代是在进步的，顿巴数在从150慢慢上浮，而六度分隔理论已进化到了不到3度（Facebook最新研究）。我在大润发超市购物，想用微信支付的“抢红包”来多赚点回扣，可是红包领不满5个，因为我的一阶好友们都不太在大润发购物。可是我女朋友在上海的connections非常多，我便让她先去抢她的一阶好友们的大润发红包，然后我再从她那里抢过来。这是玩赖吗？不是。且不说使用红包会让被抢的好友得到“感谢金”，单单提高红包的使用（即开红包）的效率，就是福利的大大增进。什么是低效率？红包过期了才是低效率。至于谁来用，无所谓，谁占商家便宜不是占？大家一起占。
第二个例子是，group size对群活跃度的负面影响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我的一个颇有互联网眼光的深圳好友，已经在着手解散他一手创立的几个几百人的大微信群了。他说，这个时代，想找到一个人很容易，不需要“群”去扮演一个“浅度联系人名单”的角色，超过30人的虚拟群组都没有意义（工作群班级群除外，因为受实际网络size所限）。最后，不要害怕失去“浅度联系人”，有一个概念叫Fear of Missing Out，我们每天不能focus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就是被太多“担心错过了什么”所困扰。其实，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请放心，该不会错过的，也绝不会错过。
彼此相隔不远，两小时以内。最近玩一个坑爹网游叫战国，干脆叫我们三地楚越吴。
2017最后一天祝一切安好：
今天休息=休息一年
明天工作=工作一年
今明休息=休息两年
记于2017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