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读到沈从文先生《长河》一书中的题记，说到他在1934年的冬天，所见到湘西的青年形象：
“所谓时髦青年，便只能给人痛苦印象，他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知道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既有钱又无知，大白天有时还拿个大电筒或极小手电筒，因为牌号新光亮足即可满足主有者莫大虚荣，并俨然可将社会地位提高。”
恰逢国庆节读到这样的文字，眼前的热闹欢庆氛围与87年前的中国青年形象有了交叠，不免生出许多感慨。
那个时代，硝烟四起，群狼环伺，国家危亡，民不聊生，青年人却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抛却了“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代替的是“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只学来了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的消费，思想却还停留于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即便对国家现状不满，可是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须如何努力，却又全然不明白。
先生痛之忧之，深觉中国青年应该保留些正直与热情的本质，便写下《边城》这样明净澄澈的作品，寄望可以重燃中国青年的自信心与自尊心。
87年后，当我早晨迎着初升的朝阳在河边锻炼，河水汤汤清澈透亮，杨柳茵茵鸟鸣其间，身边是悠闲垂钓的老人和遛狗跑步的青年，人人无忧无惧，尽情享受为庆祝新中国华诞的假期，我知道，先生和如他一样为国家的未来而担忧的先辈们，他们的愿望都已实现，他们为国家所作出的努力结出的甜美果实，正在被我们这一辈人品尝。
我是一名80后，网上之前有过一份数据，从50年代到00年代之间，80后出国的比例最高。在我读书的那些年，同学中的确有很大一批人对国外颇有向往。那时候谈爱国，仍是一件有些羞于开口的事，很多人以批评国家为傲，以显示自己洞明世事的智慧。我没跟他们讲过，几乎是从小学阶段有社会科目时，我就觉得中国最好，那教科书上写到中国的幅员辽阔，写到我们的矿产资源丰富，写到我们有世界屋脊有珠穆朗玛，写我们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写我们家里的瑰宝被列强抢去，除了心痛我还觉得，我们的家底厚实到无人可比。
但我那时还不明白，中国之所以值得骄傲，不是因为这些高山大河，而是在这高山大河间，生生不息永远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中国人，他们散布在中国的土地上，当国家和民族需要时，舍生忘死，他们挺起的脊梁就是中国的昆仑。
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将这样的一群中国人用影像呈现在当今国人的眼中，让我们对这些先辈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了解。以前总认为革命者都是被生活和时局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才奋起反抗，可是剧中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安徽家中有商铺十余间，上海还有两间金店，彭湃烈士家中田亩多到乌鸦飞不过，邓中夏烈士北大学生，父亲为他安排了政府里的差事被他拒绝，他们本可以过上自足的生活，却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选择了背叛家庭忠诚于信仰，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石。
中国处处有这样的清醒者，哪怕是在沈从文先生忧叹的1934年的湘西，也有“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他们在时代最深的黑暗处，燃烧自己，成为闪烁着光亮的希望。
当今中国的年青人，不再有人羞于谈起爱国，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国庆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商家们自发在门前悬挂五星红旗，妈妈为孩子扎起五角星辫子，人们穿上民族服饰或民族品牌，欢欢喜喜地走在大街上。当我们谈起我们的国家，我们说她是基建狂魔，说她脱贫攻坚成果卓著，说她人民生命至上，我们骄傲于太空中的“天宫”、“玉兔”、“嫦娥”，我们对待其他国家，汲取所长却不再迷信，真正做到了“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如果时空可以穿梭，我真的希望先辈们可以回来看看当今的中国，看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看人民富足安乐祥和，看科技进步国家富强。我还想告诉先辈们，当今的中国青年已摆脱冷气向上走，对国家和民族充满希望，人人想保养好身体，看她100年的新中国，且是怎样的繁荣昌盛！
那时定九州欢腾，四方来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