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熟悉的地方，这个地方古老而贫瘠，人们在这里创造了陕北文化，改变了恶劣的生存条件，用延安精神生存了下来。
北关街向北约一公里，往左一转就是大砭沟。这是一条二三里深的沟槽，在神仙沟口分岔，向右是老虎沟，红色延安时期，这里名叫文化沟。
20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这里。那个时候，这里的农民在合作社里劳动和生活，他们热爱集体，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高昂。
我父亲是一个大个子男人，看上去有点驼背，他没有选择当一名农民，他在米脂学到了手艺，在修缮社当了一名石匠。母亲是一位矮个子的妇女，左腿残疾，米脂县班家沟人，家境贫寒，没有文化，只会做家务，她把我们兄弟6人和一个妹妹拉扯大的。她老人家，一辈子没有沾过腥红。从我记事起，家里的日子过的紧巴巴，总是吃不饱饭。
有一天，我站在硷畔上，手依托在那颗有了年份的柳树上，望着坡底下大砭沟一队的队部，那是几间大瓦房，小溪的边上挂着一口大钟，开会、劳动都要敲打这口钟。生产队的院子，看上去非常气派，是土墙围起来的院子，院子边上堆放着牲畜的粪便，雨后太阳光照射下，散发出牛粪特有的气味来。有一年冬天，农民将新疆核桃埋进粪堆里，引来孩子们的偷食，后来才知道是核桃种子。那条小溪，是从神仙沟和老虎沟里流出来，经过沟底的时候，乡亲们去洗菜、洗衣服真是方便，人们将这条小溪称为“河渠”。后来我才知道，从沟掌上流出的这条小溪，是要流向延河里去的。
20世纪60年代，那是一个没吃少穿的年代，我家吃过糠和野菜。我长着一张吃细粮的嘴，每天吃饭哭着鼻子，我的父母和我的哥，他们只管自己吃，把我的哭，没当一回事。有一年春天，妈妈托着残疾的腿，拄着拐杖带着我去神仙沟里挖野菜，玉米根的茬都在那里竖着，一不小心就会绊倒，我和母亲就那里挖着野菜。
有一天，父亲休息，早饭后他拉着我的手到城里去。这是我的头一回去延安城，别说有多高兴了，凡映入眼帘的都是新鲜的事儿，走一路，问一路，爸爸嫌我嘴多，或许有些事情爸爸也不明白，所以爸爸懒得理我。因为爸爸和妈妈都是没文化的人，对自己身边的事情也是搞不清楚。
走出大砭沟，就是一条贯穿于南北的北大路，直通延安老城。当年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就是踩踏这条路进驻延安的。不过，那时候可不是柏油路阿，完全是一条石子路面。小石子蛋蛋垫的脚心疼，觉得那条路好远好远的，我的小脚老是撵不上父亲的大脚。
路的左边是延河，一溜排开的是北关街的瓦房，瓦房后面是北关生产队的菜园。路的右面除了延安中学和延中沟外，是荒滩或是陵墓群，我胆小如鼠，怕的就是坟墓里的鬼怪！老是拽着父亲的腿前行。
北门口，就是北城门，过了西沟桥就可以走进城门洞里了，一眼望去，城门洞挺深的，城墙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块子砌成的。年幼的我，对城里的景致记不清了，觉得快要把我熬死了。没想到，以后的几十年中，延安古城，老是在变化中改变着自己的面貌，瓦房和石头筑成的延安古城渐渐地看不到了，南门、北门、大东门先后消失的无影无踪，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啊！听老人们说过，城墙上长满青苔的石块拆去建机场了。在高楼大厦的今天，中心街，二道街依然存在着，但是没有一点古城延安的气息了，只有凤凰山麓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住过的旧址外，再没有剩下什么遗存了，我的心里充满了遗憾的滋味。
随着城市化的建设，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了，我家不吃糠咽菜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已经过去好久了，我们的出行不是公交车就是出租车，补着补丁的衣服见不到了，大米白面吃不完，想穿什么穿什么，与西安的城市生活没什么两样了，令我惊叹不已！
宝塔山下是一条蔓延千里的河流，她就是我们延安人的母亲河，我就是喝延河水长大的一代新人，我可以骄傲地说，是延安精神哺育了我。我生长在新社会里，见证了这座城市由瓦房变为高楼大厦，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其中，我也是一名参与者，我感到荣幸！
这个地方我来过，说的就是我的家乡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