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独立电影革命中的佼佼者之一的电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凭借自己对电影艺术的理解，竟通过自学，成为电影史上的“鬼才”导演，让众多导演称赞、模仿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各个国家影迷的推崇。从1992年的电影处女作《落水狗》开始，昆汀·塔伦蒂诺就一鸣惊人，之后，先继执导了《低俗小说》、《危险关系》、《杀死比尔》系列，《无耻混蛋》和2013年的《被解救的姜戈》。可以说，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每一部，都让人惊艳，不仅获得过戛纳影展金棕榈奖，还在奥斯卡金像奖上多次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大奖的提名。这些影片都印刻着昆汀·塔伦蒂诺的暴力美学风格，然而，这种风格明显受到了“戈达尔的新浪潮电影、梅尔维尔的黑色帮派电影、莱昂尼的意大利警匪片以及吴宇森的动作片”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昆汀·塔伦蒂诺也毫不避讳地承认。他曾说道：“如果我的生命有两面的话，一面是香港邵氏的武侠片，一面是意大利西部片。”[1]
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暴力美学”逐渐流行，一方面以“暴力”的方式让人恐惧和厌恶，另一方面以“美学”的姿态让人向往和推崇。：1969年萨姆·佩金·帕导演的《野蛮的一伙》、1967年由阿瑟·佩恩导演的《邦尼和克莱德》、1971年由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发条橘子》、1976年由马丁·斯科西斯导演的《出租汽车司机》，再到香港成熟。当然，“近年来在世界上成为重要的艺术形态和美学观念‘暴力美学’是有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的，它就是指在中国的香港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它的内涵是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忽视弱化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2]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杀死比尔》中，他用荒诞、黑色幽默和暴力的血腥建构了一种极致的揭露卑微的人性、鞭挞黑暗和惩恶扬善的暴力表演空间。
武士刀、枪等是电影《杀死比尔》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无疑是电影中典型的昆汀式元素。但这些又是一种可视化的表现，如果仅从这符号中看到昆汀·塔伦蒂诺表现暴力场面的话，那么就低估了其暴力背后的美学内涵。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中，比较常见的手法是使用特写和中景镜头，并在运动镜头里构建其情节的空间关系。在镜头转换之中，昆汀·塔伦蒂诺给观众营造出了气势、紧张、冲突和压迫感，从而凸显出昆汀式的暴力风味。
实际上，我们透过极致，或者说夸张的暴力场景，看到了潜藏在内核深处的一个机制——对人性的解剖。也即，昆汀·塔伦蒂诺通过极恶之人的行为，表现出边缘人的生活状态，以及表达人对命运的无法把控的无奈。在影片中，“新娘”The Bride也好，以Bill为首的“毒蛇暗杀小组”也罢，都是一种“恶”（黑帮）之人，永远处于社会的边缘。然而，当有人（The Bride）要反抗这种“边缘化”（或者说黑帮）的规则的时候，就要付出代价。当然，这种内外的精神气质表现，才是构成昆汀·塔伦蒂诺电影《杀死比尔》的真正魅力所在。
二
《杀死比尔》共分为十个章节，每一个章节仿佛悬疑片一样，以层层剥茧的方式呈现出事情的原委，同时又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黑色荒诞风格融入暴力之中，形成一种全新形态的，充满诗意和趣味性的暴力美学。昆汀·塔伦蒂诺在这一方面可谓做得非常好。每个章节错落有致之外，还把持着节奏的松弛，更为重要的是，昆汀·塔伦蒂诺竟然将日本的动画、日本武士道精神、北野武的静态暴力美学和香港武打片的武打动作、吴宇森的暴力美学特征、李小龙、成龙电影的武打功夫等元素融合进去，在同一的风格之下，形成一种叙事张力，从而制造出有节奏、有旋律、有动感、有激情、有野性、有血腥的暴力场面。
昆汀·塔伦蒂诺在他所构建的“杀死比尔”的世界中，总是为他的暴力找出各种理由，而这些理由看似一种在国家机器缺失下以暴制暴的无奈行为，实则内里是一种对自由的追求的呐喊与追求。
在电影《杀死比尔》中，昆汀·塔伦蒂诺仍旧采用了一贯的非线性叙事模式，以章节式来贯穿“新娘”The Bride（乌玛·瑟曼饰）的复仇始末。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毒蛇暗杀小组”成员之一的The Bride在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后，决定金盆洗手，想过平常人家的幸福生活，却不曾想，在新婚前日被首领Bill和其他“毒蛇”成员血洗婚礼彩排现场，而混世魔王Bill朝着The Bride的头部开了一枪。幸运的是，The Bride没死，被警察救治，在医院整整躺了四年。而等The Bride醒来后，却惊讶的看到Bill派遣照看她的医生，找来一个男人，想跟其上床，不料，纷纷被The Bride杀掉。之后，The Bride开始走上了惊险的复仇之路。
“在电影中暴力的使用不需要以道德或者邪恶的名义来解释合理性，”也没有国家机器的制约，The Bride出发点也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一种“你杀孩子，我必保持”式的冲突，暴力的存在成为了复仇的工具，它反映出了The Bride的内心冲突，在幸福生活，在失去家庭，失去孩子的痛苦之中。
三
电影《杀死比尔》中的打斗血腥场面几乎达到了80%，而The Bride的一路复仇，仿佛《饥饿游戏》系列中寻求大Boss的游戏杀人。在这个游戏中，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用他独到的方式交代The Bride的复仇理由，而这理由则交代出了毒蛇暗杀小组成员的前史。值得一提的是，昆汀·塔伦蒂诺在制造暴力时，往往是出其不意，打得观众措手不及。比如，在影片的第一章节中，The Bride与“百步蛇”维尼塔（薇薇卡·福克斯饰）见面时，就打得异常猛烈，然而当“百步蛇”的女儿到来的时候，两人便述说着陈年旧事。表现上平静如水，“百步蛇”给其女儿准备点心的时候，却突然开枪射杀The Bride，然后“百步蛇”被杀死。“百步蛇”一刀毙命，让观众在心理上受到了一次挑战。再者，当The Bride恢复意识地时候，一口咬下欲侮辱她的人的舌头，其动作和速度之快，乃至场面之血腥都让观众猝不及防。或许可以说，这是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对于暴力的夸张化诠释。
尤其在日本“青叶茶室”大战石井尾莲（刘玉玲饰）中，昆汀·塔伦蒂诺可谓将暴力与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影片先介绍了石井尾莲为什么加入毒蛇暗杀小组成员的悲惨命运，以及她坐上日本黑帮老大的经历，但在四年前却参与了屠杀The Bride的事件中，而遭The Bride复仇。
昆汀·塔伦蒂诺在这场全片最残忍，最暴力的大战中，他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错乱年代的疏离感。无论是中国的武术、日本的刀法，还是李小龙式的黄色运动装与清朝末年的道袍，又或者是法国女杀手穿着民国长衫和日本女杀手穿着和服等元素融合在一起，在构成暴力的氛围时，又在消解暴力。换句话而言，昆汀·塔伦蒂诺的影像并不是在表现暴力带来的快感，而是游戏式的欢愉。
在The Bride以一敌百的厮杀中，导演昆汀·塔伦蒂诺采用了摇滚、爵士小号、乡村歌曲、管弦乐等，产生出一种荒诞的喜剧效果，促使观众跳出原有的假定情境，意识到这只是电影而已。当众多小喽罗围攻The Bride时，无论是扔出的斧头，还是被The Bride打飞，导演昆汀·塔伦蒂诺都使用了科幻片常用的电子音乐。The Bride以残忍的方式，砍掉他们的手或者脚时，昆汀又用了一首轻快的要管《Nobody but me》，如此，轻快幽默的音乐与血流成河的现场形成了强烈的滑稽对比，让观众感叹The Bride的复仇决心的同时，也领悟到游戏式的的荒诞的黑色感觉和趣味性。
这一点，昆汀·塔伦蒂诺是不同于张彻的“血肉与死亡之舞”的暴力美学，也不同于吴宇森的“暴力动感·枪之旋律”和北野武的黑帮杀戮的暴力美学，而是一种较为极端的昆汀式暴力。这种血肉横飞，断手断脚断脑袋，挖眼珠的暴力，着实让人惊叹昆汀·塔伦蒂诺近乎“变态式”的暴力书写。
这场The Bride大战石井尾莲的整场戏中，占据了近70分钟的篇幅，可谓是重中之重。日本是一个以“菊花与刀”为文化的民族，刀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的精神象征，而菊花则是一种温柔的体现。当The Bride走向具有东方唯美风格的庭院内，石井尾莲一袭白色的和服，白雪慢慢飘散，一切都给人一种冬天的宁静、祥和之感，但又隐藏着死亡的紧张感与压迫感。
如果说，The Bride手中的日本八取大师的刀是一种隐忍后的砍向邪恶势力的正义之刀的话，那么这把刀就代表着人对和平，对武林中以牙还牙式的精神告白。石井尾莲被削掉脑皮的那一刻，双脚跪地，仿佛是一种祈祷，或者说一种忏悔，乃至惊讶。
The Bride接后拿掉Elle Driver（达丽尔·汉纳饰）的另一眼眼珠后，她继续追查Bill的下落，却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她的女儿竟然还活着，而且跟Bill生活在一起。在这场面对面的斗杀中，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并没有肆意的渲染暴力，而是采用一种缓和的方式娓娓讲述The Bride为什么怀了Bill的孩子，还要离开的原因。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将本来观众预想的更为残暴，更为血腥的“高潮”大战大为不同，这里明显具有了母性的情怀，尽管The Bride推门而进是用枪对着Bill，尽管Bill开了三枪让The Bride坐着，尽管两人一刀对刀，但暴力都被爱给稀释了，给融化了。最终，Bill被白眉徒弟The Bride的五指穿心掌给杀死。
四
在这里，与其说是一种暴力的解构，不如说是一种人与人畅谈后的真情流露与本性展示。Bill明白了The Bride为什么离开他，是因为The Bride“在验孕器变蓝色前，我是个女人，是你的女人，我是你的杀手为你而杀。一旦验孕器变成蓝色以后，我再也无法做那些事了，因为我要做妈妈了，你能理解吗？我为我女儿做的正确的决定，她来到的世界应该是清白的世界，但是和你在一起，她就会出生在她不该在的世界，我必须做出选择，而我选择了她……”The Bride知道了Bill是认为她背叛了，才要追杀她，要置她于死地。
在这里，没有所谓的正义，都是黑帮内部的一种黑吃黑的游戏。The Bride是黑帮成员，Bill为首的“毒蛇暗杀小组”也是黑帮成员。无论是Elle Driver利用毒蛇将Bill贪财的弟弟杀死，还是The Bride将参与那场婚礼前的杀戮之人杀死，都可以说是“黑帮”内部的争斗，不涉及无辜，也不让国家机器进入。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昆汀·塔伦蒂诺随意将香港功夫片、日本武士片、日本动漫、意大利西部片、美国西部片、美国黑帮片拼贴的才情与魅力。尽管他时常说，“我每部戏都是东抄西抄,抄来抄去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我就是到处抄袭”。
[1] Jerome Charyn . The Turbulent Art and Times of Quentin Tarantino. Da Capo Press, 2006, p152.
[2]郝建． 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杂耍蒙太奇新论［J］．当代电影，2002( 05)．
【文/何小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