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讳】即“为贤者讳”，亦即对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

有关朝廷所规定的圣人讳，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这时所说的圣人的范围大大扩大。它包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宋代帝王赐封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称的宋徽宗，迷恋道教，因此把老子也列入避讳之列。

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甚至，连孔子的母亲的名“征在”，在列入避讳之列。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从皇帝到平民百姓，从书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避而远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从宋代起，姓丘的就因为犯了孔子的讳而被迫多挂了一个耳朵，写作“邱”，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一些姓“邱”的学者才愤愤不平地把这个挂了近千年的耳朵去掉，重新姓了“丘”。

在民间也有自发地对圣贤避讳的现象。

宋人郑诚非常敬仰诗圣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

【宪讳】指对上司官员的名讳。因下属官员对上司长官称“大宪”、“宪台”，而对他们的名字要避讳，所以称宪讳。如晋羊祜死后，荆州人为避祜之嫌名，“户”改为“门”。

【个人讳】顾名思义，就是对自己名字的避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官僚自恃权势，命令手下人避其名讳，这叫自讳其名。这些旧时官员，他们一方面受君主和上级的控制管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专制帝王及上级讳名讳耻。另一方面，对其下属、对百姓，他们又改换成另外一副面孔，盛气凌人，让人为他避讳。

吴大臣滕牧丁固二人。滕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为固。二人互相避讳改名，也是一特例。

宋时有州官田登，自讳其名，州境之内皆呼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时人讥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南宋的钱良臣也有讳其名，他的小儿子颇聪慧，凡经史中有“良臣”二字的，读时均改为“爸爸”。一天读《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遂将其改读为“今之所谓爸爸，古之所谓民贼也。”原想尊敬，反成辱骂了。

还有一位老兄姓赵名宗汉，他把“汉”字据为已有，规定下属及其家人遇到其它地方的“汉”字，都要改为“兵士”。一天，他老婆去拜罗汉，他儿子正在跟老师学习《汉书》，仆人向他禀报时说：“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老师，在教《兵士书》。”

这种自讳其名，其实只是自抬身份罢了。

另一种个人讳是上级长官或有权有势者并没有要求，但一些下级官吏和身分低微的人敬畏他们的权势或为拍马屁，而避其名讳。

五代时的冯道，历朝为相。一天他的门客给他讲老子的《道德经》，可书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中竟有三处犯讳。为了避讳，门客灵机一动，将这句话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令人啼笑皆非。

这种个人讳，在旧社会中并没有得到礼法的承认，而且这些官吏的权势也有限，并不像皇帝那样至高无上。所以国讳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而这种个人讳的屁股还是可以摸一摸的，尤其是碰上一些不畏权势、敢于犯上的人。

（《齐东野语》卷四）记载：“宣和中，徐申干臣，自讳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状申府，未施行’。徐怒形于色，责之曰：‘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声曰：‘今此事申府不报，便当申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语罢，长揖而退。徐虽怒，然无以罪之。”意思是宋朝宣和年间，有一个人名叫徐申干，任常州知府，自讳其名。州属某邑的一位县令一日来禀报，说某事已经三次申报州府，未见施行。因为话里出现了一个“申”字，于是徐知府暴跳如雷，大声喝斥说：“作为县令，你难道不知道上级知州的名字吗。是不是想故意侮辱我。”谁知这位县令是一位不畏权势的人，他马上大声回答说：“如果这事申报州夜而不予答复，我再申报监司，如果仍不见批复，我再申报户部，申报尚书台，申报中书省，申来申去，直到身死，我才罢休”。他不管犯不犯讳，雄赳赳地说了一连串的“申”字，这才扬长而去。这位知州虽然气得不得了，但也无法定他的罪。

但在封建时代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为尊者讳”的紧箍咒紧紧钳住了人们的思想，像这位县令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的，有些人就因为犯了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名讳，而受到了处罚。

宋代的杨万里任监司，一次出巡察某州，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马上插话说：“万里昨日到”。这使当地太守感到很狼狈，便下令将这位歌妓送往监狱。当时像这位歌妓一样命运的人一定数不胜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