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证人的证词是否可靠：
目击者证词的说服力：生动的轶事和个人证词往往比强有力但抽象的信息更具有说服力，那么“亲眼所见”就是事实吗？实验证明，对证词可信度的质疑，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同意给被告定罪的人数，除非该目击者的证词与另一个目击者的证词相互矛盾，否则该目击者的生动解释很难从陪审员的脑海中抹去，实验还发现，观察者完全没有能力分辨出那些将无辜的人错认为犯罪的目击者。事实上，哪些注意到周围细节的人，更不容易注意到犯罪罪犯的面部特征。
当眼见不为实时：陪审团会认为，自信的目击者才更为可靠，但实验证实，目击者在指认犯罪时时常因为过于自信而有时准确。人类的视觉很难鉴别出视角，表情或光线上的细微差别。我们的记忆一部分是根据我们当时知觉到的，一部分是基于我们的预期，看法和当前的知识。
“我们通常认为，对于那些与我们面对面接触过或者威胁我们超过30分钟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脸。可事实恰恰相反，多数人并不能准确地辨认曾危害过他们的人。”
误导信息：目击者非常容易把误导的信息混入他们的记忆，特别是让他们相信提问题的人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而且暗示性问题一再被重复，比如他们会相信当时看到的红灯其实是绿灯或者抢劫犯本来没有胡须却变成了有胡须。
误导信息诱发虚假供述，很多虚假供述是屈从性虚假供述，即个体在饱受折磨且经常遭受睡眠剥夺后进行的供述；其他的虚假供述属于内化性虚假供述，即个体在接受误导信息后似乎相信自己的供述是真实的。
重述：无论正确与否，重述事件使人们更容易相信回忆起来的东西，重述次数越多，我们越容易相信谬论是真实的，我们也会为了愉悦对方而调整自己所说的话，这样一来我们也就逐渐相信了调整过的信息。
减少错误：为了避免易犯错的倾向，最终制定了《目击者证词：法律执行指导手册》，其中包括：a训练警察棉询者和b管理嫌犯列队指认的方法。
给目击者充足的，不被打断的时间报告出脑海中出现的一切之后，面询者用起发性问题引导目击者回忆。能够减少错误指认得一种方法就是提醒目击者：他们看到的那个人可能在也可能不在这个列队里，换句话说，给目击者一组没有包含嫌疑犯的“无信息”列队，从而剔除哪些做错误指认的人。那些没有做错我指认得目击者，后来面对真实的队列辨认时，也表现得更加准确。
训练陪审团对目击者证词的分辨力可以改善证词的接受方式，最终提高证词的准确性。
影响陪审团判断的其他因素：
被告方特征：有人说，陪审团很少会给他们有好感的人判刑，或者很少接受他们不喜欢的人无罪。但事实证明陪审团能够撇开偏见，以事实为根据达成一致的判决。事实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当证据不足或模糊时，审判通常会受到被告外表的影响，这可能就是“漂亮的人共像好人”的刻板印象在起作用。那么“相似导致好感”也会让陪审团对被告更具有同情心。因此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所写，被控告者应该有权得到公正审判团迅速而公开的审判。
法官的指示：法官不能轻易的把那些不被允许的证词从陪审员的头脑中抹掉。实验证明，在开庭前应对陪审团成员进行法律程序和辩护标准的指导，这有助于提高他们对审讯程序的理解，增强他们听完审讯信息再做判断的意愿。
其他因素：某种可能的严厉处罚；有经验的陪审员和新手陪审员；受害者较有吸引力或受害严重都可以影响结果。
影响个体陪审员的因素：
陪审员理解：1陪审员首先要领会法官做出关于有效判决范畴的指示。2因为统计数没有百分百之说，所以纯粹的数字必须有可信的细节来支持。3让陪审员接触法院文本，而不是靠记忆来处理复杂的信息。
陪审团的选择：出庭律师利用“科学陪审团选择法”来剔除那些不容易引起共鸣的人，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的陪审员。
“死刑认定”陪审员：哪些支持死刑判决的人更关心控制犯罪率，而非法律的应有程序。
那种泰然自若地送一个人去死的陪审员，也是那种很轻易忽视可能无辜的推断、接受原告对事实的陈述，以及宣告有罪判决的人。
群体因素对陪审员的影响：约有三分之二的陪审员最初不会就一项判断达成一致的裁决。但是，经过讨论，95%的人会达成一致的意见。这就是群体影响的作用。
少数派的影响：这个现象很少发生，但是也有可能，也就是少数派占上风。如果占少数的陪审员能够保持一致，坚持不懈且信心不足，他们将最有说服力，特别是如果他能能够导致多数中的某些人倒戈就更是如此。
群体极化：审议通常能加强最初的意见，群体的多样性往往会使判断趋于缓和，通过商议，他们最初的倾向被加强了。
宽容：当证据并未充分说明有罪时，参与商讨的陪审员通常变得更加宽容。
那么对于陪审团成员人数，12个人，1个人和6个人，那个更好呢？
在“客观准确的答案存在何处”这一思维问题上，群体判断优于大多数个人的判断，这样看来12个人确实要比1个人要好。
同时，6个人和12个人比较，“与较小的陪审团相比，较大陪审团更可能包含少数族群成员，能更准确地回忆起审判证词，有更多时间商议，会更经常地悬而不决，看起来更可能做出‘正确’地判断”
那就是说12个人的陪审团更好。
信念和价值观不仅影响了科学家和老百姓的认识，也确实影响了法官的自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加睿智的进行思考——从而依靠可获得的证据来检验我们的预想和偏见并加以控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