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 ”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这个人的器量真是狭小呀!”有人说:“管仲节俭吗?”孔子说:“他有三处豪华的藏金府库,他家里的管事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怎么谈得上节俭呢?”那人又问:“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回答:“国君大门口设立照壁,管仲在大门口也设立照壁。国君同别国国君举行会见时在堂上有放空酒杯的设备,管仲也有这样的设备。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还有谁不知礼呢?”
中国历代儒家对于圣人的评判标准为“立德、立功、立言”,管仲作为齐国宰辅,协助齐恒公成为春秋霸主,立功可谓之大,可孔子却觉得他器量小,因为他不够节俭和不守礼,按照儒家的标准来评价,管仲便是不具备私德。儒家的价值观里以立德为最重要,立功是次要的。
此亦宋代时士大夫们多清议之徒,而少有挺身为国之流弊?
晚清时,曾国藩和李鸿章便是在私德上迥然不同的人,一个对于自身私德要求极为苛刻,虽功高亦不忘守节俭之约,遵忠义之礼,一个却是任性放纵,挥金如土,占据高位,故两人落下的名声也就大有差异,个人觉得论功曾比不上李,可曾被奉为晚清之完人而李被骂成汉奸走狗,可见私德对于一个人多么重要。
但是我们是不是太注重“做人”,而忽略了“做事”了呢?
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暗藏着这一套价值标准。但它还符合时代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