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大的科举舞弊案是长庆元年（821年）的长庆科举舞弊案，当时将几乎所有的名门高官都卷入其中，也是后来牛李党争的开端。
故事其实是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举子杨浑之找当时的宰相段文昌行卷，谋求科举功名，当时即将离任的段文昌就给主持今年科举的钱徽写了一句推荐信。但没想到的是杨浑之居然落榜了，钱徽（钱起之子）没有给这个离休老同志一点面子。段文昌一看上榜的人，大多还不如杨浑之，不禁咬牙切齿，想着必须在向穆宗李宥辞行的时刻告发钱徽。
第二天，穆宗李宥在大明宫别殿接见了段文昌。这是他登基后起用的第一位宰相。其实如果不是段文昌去意坚决，李宥并没有罢免他的意思。话别后，段文昌没有就势拜别天子，反而谈起了另外一个话题：风闻今年春闱所放的十四名进士都是滥竽充数，没有什么学问，依仗是大臣子弟才能蟾宫折桂。
愕然的李宥一时间还无法判断真伪，便召当值的翰林学士元稹和李绅人内。段文昌心中暗暗窃喜。他早已预料到天子会向翰林学士们求证，昨天他已经拜会过元稹和李绅了，当然幕后还有当时和他们并称“翰林三俊”的李德裕…
很快，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接到旨意，要他们在子亭主持复试。天子李宥搞了一个诗题《鸟散余落花》，十四首诗仅孔温业一首合格。而白居易谨慎的推荐了另一道试题《孤竹管赋》，这道题目出自《周礼》“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并不算冷僻。可是多数举子竟然对孤竹管的典故茫然无所知。下笔千言，不知所云。最后十四位新进士中经得起复试的，除了孔温业，就只有赵存业和窦洵直两人。这也就是说，十四人有十一人都混进来的，皇帝不禁勃然大怒。
就这样，长安以新进士为主角的风雅故事还没有进入高潮就戛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换为了无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带有市井味道的流言。子亭复试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正相反，证实钱徽确实存在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拖进了不名誉的泥沼。段文昌和李绅、元稹、李德裕联手攻击了钱徽，最终却发现他们伤害了比钱徽更显赫的人物，还有他们背后的家族。他们包括裴度之子裴馔、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还有郑覃之弟郑朗，这些都是未来牛党的中坚力量。
最尴尬的人自然是白居易，是元稹推荐他作为主考官的，他需要对原告负责。而白居易与钱徽曾同在翰林学士院，他们诗歌唱和，留下了“连辅青缣被，对置通中枕”的诗句；在用兵还是罢兵的争论中两人立场一致，但现在他需要证明他的朋友是一个坏蛋；另外，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白居易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都是参与舞弊的举子。白居易与被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子亭复试的另一位考官王起，他曾是李德裕父亲李吉甫的掌书记，两人关系亲厚。
总之，没有是非，没有曲直，被告固然不是好人，而原告也不是什么好鸟，在堂皇的议论和谴责后面无非是一张张因恼羞成怒而涨红的面孔。整个长安城内，白居易是唯一一个真正诚实的人，然而最后还是在两派的纷争中被挤出长安。而作为旋涡中心的人物，钱徽倒是表现出应有的风度。李宗闵、杨汝士劝他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天子，好把原告也拉下水。钱徽却把这几封很重要的函件掷入火盆，一片飘扬的纸灰里，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就此灰飞烟灭。
最终，钱徽被谪为江州刺史。这是一个远算不上严厉的处罚，而且没多久他便内迁华州。未来的几十年内，当多少同僚深陷党争、不能自拔，钱徽却平静地度过自己的宦海余生。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这种及时抽身的智慧。长庆科举舞弊案，在钱徽一肩担起了大部分的罪责后，终于结案了。从更长远的时间看，一切还刚刚开始。
钱徽只是被贬离开长安的大臣中的一个。在他之后，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纷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寻常的科举舞弊，还有一次不那么寻常的揭发，最终演变为长时间的党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