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第一次写萧红，也不是第二次。几乎是每年都会写一次，每年都会怀念一次甚至两次，很多次。我也总是站在窗前，点着烟怀念萧红，然后手按着一本《呼兰河传》，像是一种固定的仪式一般，狠劲的按着书，忍着眼泪，对着那四四方方的天空，用力的望着，仿佛我能把那阴霾望的散尽了，把这天空望的清澈了。然而似乎随着我眼睛的逐渐朦胧，这一切确是更加朦胧了，更加混沌了，直至一切黑暗，通通的泯灭了的整个的世界。
现在翻书仍旧是满本的风雪。我不敢说书里的呼兰是最美的城。但对于颠沛流离的萧红，呼兰是最美的。尽管在半生逃亡之中，在哈尔滨，在北京，在青岛，在上海，在日本，在山西，在陕西，在湖北，在重庆，在香港，萧红的足迹都未曾净踏过像幼时呼兰一样的圣土。也就是如此圣洁的沃土，萧红才如她儿时院子里的花儿一样，鲜艳而纯洁的开着。这正是这样像牛乳一样白皙又富含营养的土地，才成长起那个在命运里坚韧爬行的萧红。
“你为什么不自杀？”
“你自杀的条件那么充足!”
“我不自杀！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能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
是啊，自杀有什么用。那活着的意义呢？也全然不是寂寞无干的等死！也不是舔着脸乞求命运垂青可怜!人活着似乎都被看作是挣扎，似乎在命运的泥沼里一切行为都是无谓的，人总是那么渺小，那么可怜。但人们仍然活着，没有一个一个的排队去跳楼。也许都如萧红先生说的，每个人都有让他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也许这些东西支撑着人们咬着牙活着！这里是莎士比亚文学的后来，每个人都坚信着人的力量。没有人愿意被命运打倒。无论是萧红先生还是她的笔，再怎样贴着脸撕咬的寒风也未曾使任何一个，挤出半句妥协！这一切都是萧红所说的，那一点死不瞑目的东西，也便是信念的力量！
也许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萧红，与我们现在彷徨惊恐相比，我们的一切似乎有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罪过。但一切又都不能那么的比较，一切不尽相同的遭遇，最后却殊途同归的走向了“对抗”和“怒吼”的边缘。我们要对抗一切即成的权威！就像在抗战文学盛行之时，萧红先生却选择了恬然的回忆录《呼兰河传》，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颗璀璨的珍珠。也许在整个左翼作家群里他们都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他们觉得自己是热血的，是激荡的，是无畏的，是矢志不移的。然而萧红却是孤独的，她一个人默默的写，一个人写着写着就哭，哭过了，又擦干眼泪又继续写。她说：“我没有朋友，我的所有朋友都是萧军的朋友。”所以她那么无助，她的无助又是注定的。如果我是，我必也不说我是萧红的孩子，我必没有她如此的母亲！那么她的无助，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依托的舟。她注定要用脚步走完，这活不长的一生。她的巢又不是能够怎么一颗大树可以支的起的。那么说萧军像是一棵树，那端木就只是以连自己都举不起的芦苇了。但萧红就要对抗，与一切即成的对抗。她不愿也离不开依靠，她的心太凉了，一个人是要死的。虽然这周遭的浑浊，养不活她这样一条爱干净的鱼。但她还是毅然的向着大海，却最后并不凄凉的死了。有人说，萧红的死还不凄凉呵！贫病交加！其实她完成《呼兰河传》的过程，倒是轻松，回忆着人生最美好的一切，不是很好吗？倘使能够遇见萧红，我倒是想问问她“你...怕死吗？”
我想没有人问过她这样的问题吧。如果我是她，我想必然会说“怕!”“不仅仅是怕，是极怕，甚至是特别的怕。”死这个东西太可怕了。似乎一切都很悄然，不经意不曾察觉之间，然后就说是死了。在垂死和风化的过程中，那一切就像袭来的翻滚的洪水，把生命的一切一切印记全部都吞噬和泯灭。那么萧红的垂死呢？她的垂死似乎那么痛苦，又似乎那么静谧，在一本安静的《呼兰河传》中，那一只粉色的蝴蝶轻拍着翅膀，一点一点的挥动，那频率或急或缓，只是一阵阵花粉的香气浓重有佳的散布在空气中。然后当你安静的合上眼想象着这周遭的一切的时候，萧红先生她便死了。她的垂死是那样的静谧安逸，就像是一毯缓缓盖上的被，又像是细风中吹起的一瓣瓣花瓣，飘摇飘摇的落下，落在一池清澈透亮的湖面上，转动中浮起一层层涟漪，勾勒出萧红先生这不平静的一生。她是这样的早死，也是这样的遗憾的死。
我们的话题似乎永远也绕不开“死”。反正萧红先生是死了，她的骨灰还隔着海。反正我们也是要死的，我们的骨灰也不知是埋在哪？我们的人生也并不是一个垂死的过程，我们奋力向上跳跃，企图撞响那一记古钟，在悠悠荡漾的钟声之中，我们同萧红先生一样企图，唤醒更多的垂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