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死守死鹰岭
“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我们的后辈就不用打了……”
电影《长津湖》中的这句话,让无数人“破防”。
这部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为题材的影片,以英雄团队——穿插7连战斗行动为主线,将抗美援朝精神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深刻诠释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临沂、沂蒙山、沂蒙小调……电影中的穿插7连体现出不少山东元素,其实这是尊重史实的。
第27军的前身是原八路军胶东军区地方部队,这支部队不仅参加了胶东地区的抗日战争,还全程参与了山东乃至整个华东的解放战争,特别是在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期间,原本以胶东子弟兵为主的部队又补充了大量来自沂蒙山区的兵源,所以才会有很多沂蒙元素。 如果追根溯源,第27军则是天福山起义的革命火种之一。
在这支红色胶东走出去的队伍中,也当然少不了胶东子弟兵。电影中,连长伍千里率领穿插7连一举捣毁美军“北极熊团”团部,击毙敌团长。而在真实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确实有这样一支英雄连队——志愿军第27军80师239团4连,连长李昌言,是威海人,正是他带领连队击毙了“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
电影中,美军将领讽刺志愿军为“农民”,其实他也说对了一部分,他们的对手——第27军,正是农民武装起义缔造出来的传奇,而且只是传奇中的“四分之一”。他们不会想到,一支以土铳、砍刀为主要武器的农民起义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筚路蓝缕,不断发展壮大,在短短12年间发展为四个军。这支“农民”部队的血性早就在无数场战斗中锤炼成钢。1935年11月,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荣成、海阳、牟平等县领导和发动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一一·四”暴动。暴动失败后,保留下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成为山东省唯一的红军游击队。
1937年12月,第四届中共胶东特委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并于12月24日在文登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开启了风云激荡的红色胶东时代。
之后,这支只有80多人的队伍转战胶东各地,并于1938年9月18日,改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5支队。从此,胶东人民抗日武装开始使用八路军番号,并实行了统一编制。解放战争时期,以天福山起义火种成长起来的抗日部队为基础逐步发展为华东野战军第9、第13纵队和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不久后,这些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第31、第41和第32军。
胶东子弟兵向北打到了牡丹江,向南打到了海南岛,南征北战中屡建奇功,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和“塔山英雄团”等许多著名的战斗集体,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林海雪原战斗英雄杨子荣是胶东子弟兵,渡江侦察记侦察英雄原型齐进虎是胶东子弟兵,打进上海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是胶东子弟兵,南京路上好八连是胶东子弟兵……整个革命战争时期,胶东地区有50万热血青年参军入伍,其中7.6万人为国捐躯。
抗美援朝战争中,第27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中的一部分,从1950年10月入朝至1952年10月回国,在朝鲜战场作战两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的20、26、27三个军,在长津湖战役中,把曾经不可一世的陆战一师,打得坐船逃离,创造了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溃退。其中,董桂义所在的27军,更是全歼了有着“北极熊团”称号的美军王牌,至今,“北极熊团”被缴获的团旗,还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我是幸运的
领到了第一批棉服”
从富庶温暖的鱼米之乡,火速赶往冰天雪地的皑皑北国,对于如董桂义这样年轻的“华东军”将士而言,比对手更大的考验,是从未经历过的、扑面而来的极寒。
资料显示,1950年的冬天,是朝鲜50年间最冷的冬天,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40摄氏度。董桂义说:“部队从浙江出发的时候,就配发了棉衣,到了沈阳,在火车上又一人发了一顶棉帽、一双棉鞋。”
“我是幸运的,领到了第一批棉服。”董桂义回忆,战事危急,先于他们入朝的20军,没有来得及领到这些御寒的装备。后来,两军照面时,董桂义看到:一些士兵把单衣撕了,缝成帽子保护耳朵;一位四川来的“娃娃兵”,在雪地里行军一夜后,发现脚上的胶鞋因为汗和冰的交织,根本难以脱下,就用力一扯,结果脚板上的皮,瞬间和肉分离,被撕开了一大片。
更让董桂义感到触动的,是在一次交叉奔袭的行军途中,他亲眼看见了一位因为单脚冻伤而无法行走的士兵,为了不耽误行军任务,就让战友帮他把双脚绑上,在雪地里爬着前进。
就在董桂义与27军的战友在新兴里鏖战时,20军也在美军溃退的必经之路死鹰岭上严防死守。其中,172团一支连队,身穿单衣的129名战士,为了不暴露目标,在雪地里趴守了一天一夜,最终全部以持枪准备战斗的姿态,牺牲在了阵地上,成了一座座永恒的冰雕。
150多个战友
最后只剩14个
正如电影《长津湖》中所呈现的那样,长津湖战役中,敌军绝对的制空权,常常让志愿军的一举一动,都陷入被动。而最让董桂义意难平的一次“离别”,也与一次突然的空袭有关。
当时,全班趁着夜色,在一处阵地抢挖战壕。但由于连续作战带来的疲惫,一位年仅19岁的小班副,挖着挖着就不受控制地入睡,平躺在了挖到一半的战壕里。
天色蒙亮,敌军的飞机突然出现,开始了地毯式的轰炸。轰鸣过去,正当大家集合起来准备战斗时,却发现小班副暴露在战壕之外的面颊,已经被巴掌大的炸弹弹片削去了一半,“我当时一看,他的脸上,鼻子、嘴巴的地方,只剩下了窟窿。”
悲痛之余,战斗还要继续。董桂义和战友,用被单将小班副的尸体裹住,就地掩埋。现在,每当看到有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董桂义都鼻头一酸,他不知道,那个曾被他们在战场上安葬异国的小班副,是否已经回到了祖国。
“我们一个加强连,出国的时候有150多个战友,最后只剩14个。”小班副的故事,董桂义已经说了千遍万遍,然而,每次重新提起,依然有滚滚热泪在眼眶里打转。他防止眼泪流下来的方法,是把原本前倾的身体,缓缓地靠在沙发背上,向天仰面。
活着的人,要替牺牲的烈士好好活着。
如今,退休后的董桂义随小儿子迁居深圳,虽然腿部有伤,但仍坚持自我训练,一年365天,除了极端恶劣天气之外,几乎天天都去参加门球运动,并在多个赛事中获奖。门球运动,不仅成了董桂义融入深圳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成了他年近百岁还在不断挑战自我的“战场”。
致敬老兵!
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他们用生命换来山河无恙
我们当铭记
忘
薪火相传!